栋文桂 双 火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静安区图书馆（下称“静图”）刚刚度过了它的廿八周年。在这短短的岁月中，它从无到有，从一个上架仅有数千册图书的小型图书馆发展到如今拥有二十余万册各种类型书刊，每日容纳千余人次的、颇具规模的、较为大型的正规公共图书馆。它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也体现了馆内全体人员包括早期许多老同志长期耕耘、辛勤工作的结晶；“静图”的成长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一派生机的景象。尽管它同样饱受十年浩劫的摧残，但一旦复苏，便立即显示了它的活力。目前这--为人们普遍欢迎的、被读者喻为校外大学的文化阵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正愈来愈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一）
“静图”馆址位于新闸路一七O八号。解放前原为“海关总署图书馆”(Reference Library)，藏书涉及中外各国政治、经济情况及各国海关制度……，系供当时海关领导及各部门撰写报告或专职人员从事著作时参考之用，平时既不对外开放，也极少有人前去阅读。实际上，它是一座藏书楼，专为操纵我国海关大权的洋人服务的。这幢图书楼建造于三十年代初期，乃钢筋水泥结构，共达四层；构造坚固，承曼力强。二楼和三楼之间无横顶阻隔，高达5.6米，室内宽敞明亮，内部设有连片壁橱，钢质书架；并有小型自动电梯供运送图书之用。阅览大厅铺有橡皮地板，行走时悄无声响，阅读环境可谓幽静舒适。但进出这所图书馆的则均为高等洋人。建国后，海关总署迁往北京，藏书亦随之而去，馆址划给原海关印刷厂（即今市印四厂）使用。
一九五六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高潮的蓬勃兴起，群众要求读书、学习的愿望极为强烈。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上海市先后建立区、县级的图书馆。“静图”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诞生的。在原中共江宁区委、区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区文化科科长林乃夫同志多方奔走，得到市文化局领导和金仲华副市长的大力支持，经一年多的交涉，通过房屋易换，终于取得了使用原海关图书馆馆址的有关单位的同意，将其移让给区图书馆使用。为了加强领导，区政府调原办公室主任王栋材为“静图”首任馆长，并先后从上海图书馆、区文化科及警备司令部等处调来了十二位干部，具体负责区图书馆的各项筹建工作。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开放。当时上架图书很少，仅供阅览室读者借阅；成人阅览室座位亦仅有百余只，但仍把底层辟为少年儿童阅览室。这个全区唯一向群众开放的图书馆，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全区广大职工和师生、居民的热烈欢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图书馆工作人员克服种种困难，采购了大量新书；一九五九年初即开办外借业务。同年，“静图”领导又通过多方协商，极为不易地取得了新闸路一千六百八十四号一所小洋房屋主的同意，在房管部门的支持下，通过调拨，于-九六O年“六一”儿童节，于此成立了少年儿童分馆。馆内同样设置阅览，外借两室，并扩大了集体借书处。这儿的阅读和外借读者一般为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二年级的学生，馆内每天可接待数百名少儿读者。为了培育青少年阅读兴趣，使之更好地增长知识，区的有关领导还亲自主持过这一阵地，并不时为他们作阅读辅导报告。此外，还运用多种方式开展幻灯片、故事会等课余活动，深受青少年的欢迎。一九五九年底，上海市区域变更，原江宁区和新成、长宁区的一部分合并，建成了静安区，原新成区图书馆也并入“静图”，从而充实了领导班子，人员、设备都得到加强，藏书也更为丰富。在此前后，馆内还增设了内部书库，提供有关领导和专业人员阅读参考之用；与此同时，图书馆还开展了送书上门服务的业务，并组织各种类型的阅读辅导活动；协助各街道建立自已的图书馆，井就图书、经费管理和业务工作等方面对基层进行多种辅导，还与中学的图书馆和小学的六个阅览站也建立了协作关系。
并区以后，“静图”在各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水平，馆领导十分重视新书的宣传和阅读辅导等工作，并创造条件安排作者与读者见面，交流写作体会。同时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新书推荐、评介……，还按期编印各项政治活动的有关图书目录，举办各种类型的报告会、时事讲座、书评等活动。这些活动均深受读者的欢迎。
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努力，“静图”的图书流通在几年中有较大的进展，读者人数激增，图书外借证也发出万份以上，每日借阅人次常满千人。同时分别设立集体外借处，供中，小学和各工厂、街道里弄图书馆趸批借书，以解决基层单位藏书不足，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的矛盾。其时全馆工作人员仅卅人，工作虽极繁重但富于成效，它们的努力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扬，当接待外省市和东欧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友好访问时，也获得了较好的评价。
正当全馆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意气风发地向文化进军之际，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传播文化的图书馆阵地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它被污蔑为封、资、修的大本营，“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大量图书被禁锢、干部被迫害，馆内一切正常活动都被迫停止。一九七O年五月虽先后开放了一部分图书，但都是为所谓“大批判”服务的。上架图书除以马列经典著作装点门面外，其余不是“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就是“阴谋文艺"、“影射史学’，这一类资料。此时此际，真称得上“门可罗雀”，馆前“冷落车马稀”了。值得庆幸的是，“静图”在当时的“彻底摧毁”“扫除四旧”等逆流中，保存了辛勤积累的三百二十二只抽屉的目录卡和一批较有价值的图书及各类报刊的合订本。“四人帮”粉碎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耀下，馆藏图书得以全面清理，劫后余生的古今中外名著和具有价值的科学技术著作重又和读者见面。从此“静图”进入了复苏振兴的，新阶段。
（二）
十年浩劫，后患极其严重，人们痛定思痛，深感“读书无用论”的危害。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社会上掀起了读书的热潮，“静图”门庭若市，重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荒废学业长达十年的青年读者更是如饥似渴地蜂涌而至。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更好地运用图书刊物作为宣传、教育的工具，使之真正成为青年校外的教育阵地，文化科和图书馆又制订了扩建“静图新楼”的计划，经区政府批准并拨款二十一万八千元，于原馆址的成人馆和少儿馆之间兴建一座新的图书大楼。这座包括三个宽敞的阅览室和一个外借书库的图书馆大楼予一九八二年底落成了。一九八三年初，“静图新馆”即向读者开放，使用面积从旧馆的一千一百平方米一下子增加到二千三百平方米，大大扩大了书库空间，并分别设置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报刊杂志三个阅览室；读者座位也由原来的一百只增加到六百只；少儿馆也迁到原来的成人图书楼，进一步得到扩充和改善。与此同时，馆内对全部藏书重新分类，达到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并充实了图书目录体系，使管理工作逐渐严密。一九八五年全馆藏书经过全面清理和剔旧，又达到二十余万册，各地报纸由一九七六年的四十八种增订到一百五十种，期刊从原来的七十九种增订到六百七十六种，每天开放十三小时，借阅读者日平均达千人以上，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为了创造恬静的读书环境，“静图”还实行了“对号入座”。这一措施推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区读者反映“静安静安，确实安静”。
面临着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大量重版、新版的中外图书如潮水般涌来。为了帮助青年读者吸收养料，并充分发挥图书的应有作用，“静图”吸取“文革”前的经验，陆续办起了各种中外名著的阅读辅导和书评活动，如：欧洲文学史讲座，中国古代诗词、古代散文、古典小说的讲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座等。此外，“静图”还为科学技术和专业学术研究提供方便。如开展参考咨询、查证难题、指导借阅、定题服务，为之提供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获得了专业工作者的好评。《名人名言录》的编者在编校过程中得到“静图”采编、流通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查找了大量的书刊资料，为他们节省了很多时间，编者特在该书《前言》中表示了对“静图”的深切谢意。
在组织和发展书评人员的工作中，“静图”成立了本馆读者参加的《无名花》文学社，为多年来的书评工作闯出了一条新路，《无名花》成立以来，大大提高了区一级的书评、创作质量，且向纵深发展，使书评工作引向普及，建立了多层次妁书评网，从而推动广大职工掀起了读书活动的热潮。《无名花》戈学社获得了一九八五年全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优秀小组的荣誉，在全市书评征文评选中，有一名书评员获得了一等奖。
长期以来，“静图”坚持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和进行读书辅导，使不少读者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汲取了知识养料，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静图”初建时有个红领巾小读者，从小学到大学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里，他从图书馆的书海里获得了大量知识。他曾赴湖北、四川等原始森林区考察野人，采集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的标本，考察时需要大量图书资料，“静图”给他提供种种方便，甚至同意他将书随身带去外地查阅。这位同志现在是中国考察野人协会理事。他与“静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亲自来图书馆为广大读者作了一次考察野人的科普知识报告。
华东师大中文系一位老师，他从少年时代起，到一九七七年考入华东师大，直至毕业留校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时惦念着图书馆的一切，并曾为图书馆读者进行写作辅导。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学生时期的知识，一半是在图书馆获得的。”
“静图”为建设一支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较好政治素质的图书管理队伍，以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改革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益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从而使全馆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目前他们正在实践中探索，变传统的封闭式借书为全开架自由选书，这是一种带有方向性的变革，最大限度地提高藏书利用率和最大限度地使读者满足需求，从而节约了时间。我们相信，它在市、区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下，将以更新的姿态，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及培育人材，增长读者知识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注．此稿根据沈玉珂、王兆培、马煜如等同志提供材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