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子的故事

北 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恢复了“文革”中断了十年的高等院校高考制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从一名插队的知识青年变成了光荣的大学生。报到的那天我爹亲自送我到学校，爹说我是我们整个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特别重视，让司机动用了公家的汽车把我们爷儿俩送到了学校。男生宿舍是六层的大楼里，二十平方米的宿舍里住八个同学。四张上下铺的铁床分别摆放在窗户的两侧，再用铁螺丝两两一对地固定在一起，好像预示着今后的四年里，我们八个同学就要像亲兄弟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了。

八个同学中只有我是北京的，有六个外地的同学已经先到了，大家一见面就非常亲热，问寒问暖，称兄道弟地聊了起来。刚好到了午饭时间，我们约着一起到学校的食堂打饭，爹说我应该尽地主之谊，欢迎外地的同学。他特地让司机跑出去买了一只肥肥的烤鸭分给大家吃，同学们都很感动，说是第一次吃到北京的烤鸭呢。我们刚刚收拾好吃饭的碗筷，宿舍的铁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满头大汗，肩扛大背包，身穿粗布衣衫，脚踏大草鞋的小个子走了进来，他就是我们寝室的第八个同学。他自报家门——来自安徽农村，因为个子小，所以乡亲们都叫他小安子。

小安子显然累坏了，也饿坏了，他说没有买到来北京的火车票，是买站台票上的车，补票也没有座位，两天两夜楞是站着或者躺在座椅下面的地上度过的，两条腿都肿了。下了火车他也没有看到学校迎接新生的车子，就穿上新草鞋一路打听着走到学校来了。上海来的小白脸同学听了直吐舌头，好家伙！四十多里路啊，还扛着这么一个大背包。我爹一听说小安子来自安徽，一定要我把靠近窗户的下铺让给小安子，自己搬到进门迎风的上铺，又让我去给他打饭，一斤米饭加上两份宫爆鸡丁，小安子同学没用五分钟就给消灭干净了。

我爹帮助小安子铺床，打开他的大背包，一股子阴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一个旧草垫子里裹着几件破旧的衣服和一个变形的搪瓷缸子。小安子有些不知所措，爹从我的被子下面抽出了我妈昨天晚上新做的，里面三新的褥子放在小安子的草垫子上。临走前爹又把我叫了出来，他点上烟吐了几口，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学习吧，赶上这班车不容易。你要多照顾小安子同学，告诉你吧，咱家也是安徽人，那是一个非常穷非常穷的地方，以后我再告诉你咱们家族的历史渊源。我猜想当时我的两只眼珠子肯定瞪得差点儿从眼眶里掉出来，我不是北京人嘛，怎么突然就变成安徽人啦？那里可是一个穷得鸟不生蛋的地方啊！我都没等到周末，就跑回家里逼着老爷子讲清楚为什么说我们是安徽人！

爹告诉我说那还是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弃医从文，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废除了满清王朝。我爷爷那年刚刚二十岁出头，靠着几年私塾的底子，又跟着美国来的传教士学了些英文，就单枪匹马进军北平了。一来二去，爷爷居然考中了北平新成立的电报局英文翻译的职位。那年头能识文断字的人本来就少，能做英文翻译的更是凤毛麟角。爷爷仗着年轻，埋头苦干，后来还当上了北平电报局英文翻译部的经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爷爷不肯学日语，又不愿意替日本鬼子做事，就被赶出了公司。到了我爹他们上学的年代，家里已经没落到没有钱交学费的地步，致使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去当学徒了。我爹还告诉我说，爷爷活到将近七十岁，临终前才把他叫到床前讲述了这段历史，并且再三叮嘱，我们老家在安徽省合肥附近，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替他到祖坟上祭祖赔罪——不孝子孙自打进京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后来我才知道小安子是当年全市的高考状元，他不仅聪明还特别刻苦，每次上课他总是早早地第一个走进教室，坐在大型阶梯教室的前排认真地听讲，记笔记。每天晚上在教室里上自习课，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后来干脆就每天负责关灯锁门。我的数理化成绩远不如小安子，他就主动帮助我，看我不爱记笔记，他就把自己记得整整齐齐的笔记本借给我。小安子在家乡的时候没学过英语，我自然就成了他的英语老师，我们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慢慢地我发现，小安子虽然和我几乎是形影不离，但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找不到他了。后来我终于发现他从来不买菜吃，只买一个窝窝头，甚至连咸菜都没有。小安子来自农民家庭，家里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收入，在评助学金的时候大家异口同声同意给他全额助学金。没想到的是，他还要寄钱回去养家，在每个月仅有的十几元助学金中还要省下五元钱，寄回家里。

大三刚刚开始，紧张的学习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小安子病倒了，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他先是整夜地咳嗽，面黄肌瘦，体重大幅度下降，然后开始发烧，躺在床上说胡话，再后来就是大口大口地吐血。当时学校不具备传染病隔离的条件，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学校决定让小安子休学，回家养病，并需要一个同学送他回家。说句实话，面对一个吐血的同学，同学们中又流传说这就是鲁迅笔下华老栓得的“痨病”，传染性极强，谁敢承担这“神圣的使命”啊？！可是我当时几乎连想都没想，说了一句，我去，就办了手续再到校医院拿了一些药，带着小安子登上了回乡的火车。

 1980年5月，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一路上拥挤脏乱的火车加上两天两夜的晃荡，整个人就跟散了架一样。小安子的大口罩加上医院的病人服倒是帮了我们不少忙，很多人见状便纷纷躲开，生怕被传染。下了火车换汽车，下了汽车再到村里还要走十几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刚刚下完雨，泥泞的山路到处是马车和牛车压过的车辙。抬眼望去大地是灰蒙蒙一片，路边那些三三两两的油菜花歪歪扭扭地像被霜打了一样低着头。村口有一口老井和几棵秃枝老树，几个长得很像我爷爷模样的老汉，三三两两地坐在那里抽着烟晒太阳。当我背着虚弱的小安子走进他家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两间半塌的土房昏暗潮湿，七歪八扭的木橼子带着剥落的树皮露在房梁的四周，房间里除了土墙土炕一贫如洗，炕上也只有半张破席子。房间里没有灯，全靠从那两个坏损的窗洞射进来的光。一口破旧的大铁锅架在塌了一半的土灶上，就连那个风箱也不能拉动了。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一年不到几十元美金，整个安徽几乎都属于贫困地区，农民一年忙到头也拿不到现钱。我把出发前辅导员交给我的，大家凑出来的两百元钱留给了小安子，几乎逃跑似的离开了那个地方。那次故乡行，让看到了中国极为穷苦的地方，更没有想到那就是我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

人生苦短，可也漫长。我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生活，转眼间竟然过去了近四十年，偶尔我会想起小安子，在梦里惦念着他。每次走进肃穆的教堂，每当思念遥远的家乡时，我都会撕心裂肺似的想到安徽穷苦的家乡，想着那里生活艰辛的乡亲们，想着可怜的小安子同学。那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邀请美国西部华人华侨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当我知道访问的地点是安徽时便毫不犹豫报了名。这样，我便有了近四十年之后再回安徽的机会！ 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也是我留学海外的近四十年。我知道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看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巨变，但是不知道中国的内地是否也像沿海城市，或者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城市一样有了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安徽，从前是一个贫穷到难以想像的地区，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随代表团来到了安徽。

巨型波音飞机降落在刚刚落成的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展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一个美丽的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机场。穿街走巷，满眼的高楼大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每条街道上都是花花绿绿的彩旗和红灯笼，下榻的酒店更是豪华到了令人乍舌的地步。

就在我刚刚走进会议大厅的时候，一行人走了进来。市府秘书长介绍说，走在前面的是副市长。当副市长走到我面前，我从他结实的体态和稀疏的头发依稀认出他就是我当年的同学加室友小安子。显然他也认出我了，哪想到他走到我面前双手抱拳，单腿跪下，喊了一声“大哥”，接着竟然泪如雨下！随团的代表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赶忙扶起小安子，与他互致问候。他坐到椅子上才告诉大家，四十多年前我送他回家乡的故事。他说：“今天大家听起来好像只是一段感人的往事，其实当时我这老哥就是冒着生命危险送我回家的啊！火车上人多，大哥一直紧紧地坐在我的身旁，怕别人挤到我。当时我处于半昏迷状态，几次把大口带有病毒的鲜血直接就吐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回到房间里，小安子才告诉我，当时家里的条件太差了，在公社的关怀下，他经过近两年的休养，病体痊愈之后才回到北京，插班继续他的学业。那时我已经毕业去了美国。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完成了学业，又回到了家乡，在市里的机械厂担任技术员。他研制成功的油压掘进挖土机和双杆液压吊车分别获得了安徽省科研成果一、二等奖。随后，他被提拔担任了管技术的副厂长。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安徽人吃苦耐劳、敢于拚搏的精神让他们的建筑工程施工队遍布全国。他拒绝了很多大型建筑厂商的高薪聘请，带领乡亲们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把全市建设成了安徽省的先进市，他升任了副市长的职位。

看着他鬓发斑白的大脑袋和饱经沧桑的脸庞，我的双眼一片潮湿，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能吃一斤大米饭加两份宫爆鸡丁的小安子，那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小安子，那个总是最早一个走进教室，最后一个离开的小安子。“走，我带你回村里看看！” 说罢，小安子不由分说就带我上了他的汽车。

又是一个江南的五月天，风和日丽，满眼盛开的油菜花开遍了大地，呈现出一片醉人的金黄。高速公路两侧塔吊林立，高层建筑已经连成了片，在绿油油的群山映衬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柏油马路不仅一直通到了村委会的大队部，而且通到了每一家每一户。几十栋三层村民住宅小楼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四十多年来一直刻印在我脑海里荒瘠的黄土丘和低矮杂乱的土房早已经不见踪影。村办的小学校是一栋三层楼房，穿着统一制服的孩子们正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四十年，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一瞬间，可正是这重要的四十年，让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抬起了头，过上了好日子。小安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奋斗，掌握了知识，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激动地握着小安子的手大声说：“小安子，你让我看到的变化也是整个中国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大城市发生了变化，城里人发生了变化，就连中国的山乡，中国的农民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到美国后我一定要用我的笔写出看到的变化，为中国四十年走过的道路，为千百万农民生活发生的变化唱出最美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