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里有一些表述特别有趣，比如买菜要去的地方，叫做小菜场，而家里吃饭的桌子，若是西式的，就叫做大菜台。一间市场用“小”来形容，一张桌子则用上了“大”，其间意趣，是值得细细品读的。
我家的大菜台至今留在我北京的家中，之前奶奶去世，爸爸说留下了一堆东西，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就都处理掉了。我人不在上海，但也赶快让他手下留情，打电话问，都有什么。爸爸不厌其烦地一样一样报上名来，我挑了奶奶的一些字画、她年轻时穿过的黄狼皮大衣、旧相册，还有就是这张旧的大菜台。爸爸很疑惑：“这桌子重得要命，你确定要从上海寄到北京吗？”
最终，付了一笔昂贵的运费，老旧的大菜台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据说这张大菜台是爷爷奶奶结婚时购入的一件重要家具，预备好了年轻的两人将来子孙满堂，所以桌子可以用底下的两块实木板无限拉大，变成可以围坐十二个人左右的真正的“大”菜台。桌子刷的是黑色的漆，两根粗圆的柱子支撑着沉重的桌体，在地面伸开四只“老虎脚爪”，直到现在也需要四个人才能将它费力抬起。在北京每次搬家，工人都会被这张老桌子搞得满头大汗：“实在太重了，现在的人谁还会用这么重的桌子！”
你别说，就因为沉重又开阔，这桌子经历了七八十年的风雨，还真干过许多吃饭以外的事。比如我爸爸和叔叔小时候将其拉长了，就是一张乒乓桌；又比如酷暑难耐的时候，床上铺了席子也还是躺不住，奶奶就把幼年的我放到这张大桌子上睡午觉，甚是凉快。至于围桌吃饭，那更是不在话下。奶奶是时髦女性，不肯多生，作为一九二几年生人，她统共只生了两个儿子，已然嫌两个小孩都太多太烦太吵闹，所以没有实现买桌子时父辈对她的期望——生出可以围坐一桌的小孩来。但奶奶爱下厨，又爱在家招待客人，大菜台倒也没寂寞过。从我儿时开始，总记得这大菜台上不时就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食物，招待的也是八方来客。
从我出生开始，就知道这大菜台在家中占据中心位置。当时家里住在康定路的春江别墅，我和父母住在有点阴丝丝的潮湿一楼，爷爷奶奶的卧室则在阳光可以铺满的二楼，每逢过年叔叔回沪，当时还是单身汉的他就只可以住在一楼通向二楼楼梯下面的斜顶小间里。过了很多年看《哈利·波特》，这才醒悟我叔叔和哈利是一个待遇，这小空间甚至都不能称为房间，只能叫壁橱。
但大菜台却一直地位稳固地放在二楼光线最好的位置，有客人来，不会在一楼逗留片刻，大家会立刻将其迎上楼梯，请他/她坐在大菜台旁边。而大多数时间，我也喜欢待在大菜台前，不是吃东西，便是在桌子上搞点自己的小创作。据我父母说，当年要把我送进一个名额紧张的幼儿园，园方表示先要来家访看看孩子是什么情况再作决定。而当我未来的班主任拾梯而上时，看到一派温馨画面，便是一个小小的娃儿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画着画，班主任凑近一看，画中是无数只熊猫在嬉戏，她当机立断这四岁的孩子应该没什么大的智力毛病，且有陌生人出现也不紧张，只是抬眼看了一下，随即又回到了自己的梦幻绘图世界里，性格也堪称淡定。殊不知这是大菜台给我的安定感，助我人生第一次进学成功。
说了半天大菜台，也要讲讲小菜场。但不如说，因为有这张大菜台的存在，就必要用到小菜场。奶奶这样的厨艺高手，要有展现的空间，一天去个一次家附近的小菜场，那都算少的，更多的是混合着逛好几个地方：靠近金家巷的新闸路小菜场；往常德路走一走就有西康路小菜场；走远几步，到我爸爸曾就读的市西中学附近有乌北菜场；还有一家离家最近的综合食品店，出售南北干货及各种做菜辅料的，我两三岁时总是念不清它的名字“夏万仓”，用上海话一撇嘴，我就给念成了“夏半仓”。但我看着这间食品店，食材确实也没有垒得很满，分明是“半仓”比“万仓”更贴切。不久之后，夏万仓就消失了，可能是这名字确实不怎么吉利，而之前缩在金家巷附近的新闸路小菜场倒开始野蛮生长，雄赳赳气昂昂地一路延伸到了离我家门口不远的康定路延平路路口。再加上除了做饭材料外，奶奶还爱采购副食零食，素火腿要去静安寺排队，鲜肉月饼必得是乔家栅和西区老大房，咸淇淋哈斗要跑回她淮海路的娘家门口的哈尔滨食品商店，家里还得常备静安面包房的长棍短棍别司忌，所以光是买菜这一项活动的开销，奶奶的行事方式就会被亲戚朋友啧啧议论，说她是出了名的大手大脚。
看官们，现在的人说起菜市场，十有八九都会宣称自己从小就爱逛，但我必须诚实地坦白，纵然是在成年后专门做了一套菜市场的纪录片献给这光怪陆离的食材世界，逛菜市场这件事，也不是我一开始就有的爱好。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菜市场，不像今天的市场有严格的卫生管理，尤其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蚊蝇丛生，污水乱流，那些鸡笼鸭笼里的“羽毛仙人”有时候挤得不耐烦了，在小格子中一番扑打翅膀，那暖臭的味道也够你记一下午的。所以，最初的最初，我并不喜欢跟着大人去小菜场，至少是不喜欢跟父母去那里。我妈妈是家里的长女，是被我外婆娇宠惯了的，从来就不怎么会做菜，也不喜欢总待在厨房，偶尔给家里买个菜，对她来说是一种跑腿，所以一只手拉着年幼的我，另一只手就要狠狠捂住鼻子，赶快把单子上今天要用的东西买完就回家。我爸爸倒是心水厨房的活计，心里估计也觉得自己有大厨的才能，但他是个暴脾气，和摊贩打交道，一遇到有短斤缺两，或是其他令他觉得龃龉的勾当，他便有点搂不住自己的怒火。我曾经惊恐万状地看着他和手拿长刀的西瓜小贩吵架，也看过他无所畏惧地和手拿带血铁钩子满脸横肉的屠夫理论。这惊险大胆的菜场经历，总之我是不太欣赏，只想赶快回家。
教我爱上小菜场的人必然是我奶奶，一位悠然自得的女性。是的，悠然自得，我觉得这是形容我奶奶最好的一个词语，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描述。她的眼中，从小菜场到大菜台，其间有着一条神奇而美好的通道，在无数的脏乱差中，她可以准确地在脑中拼绘出它们变成一桌美好饭菜的样子，有点像如今欧美时髦的from farm to table的概念。但奶奶从不熟悉农田，她只是通晓小菜场之道，也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本领，渐渐改变了我，甚至是洗脑了我，让我爱上了小菜场。
奶奶出生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家排行老三，往上有一位性格强势的大哥和一位非常叛逆的二姐，往下则是两个唯唯诺诺的弟弟。用奶奶的话来说，她属于夹在中间，不需要担负家族荣光，也不用操心家里生计的女儿，小名叫“美美”，可见从小还生得漂亮，家里人人对她没有指望但又顺着她，让奶奶生就了活泼的性格，和对小事情的执著。这件“小事情”就叫做“吃”。
想吃的东西必须今天就要吃到，这是贯穿奶奶一生的执念。纵观她在世的九十几年，基本上这个执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部分都得到了满足。但我后来问她，“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怎么办呢？爷爷失去工作被关进“牛棚”的更困苦的那些岁月怎么办呢？奶奶想了想，语气轻松地告诉我：“那就不要去想太难吃到的东西吧。”
她也无意中说过，在那些无法吃到肉的时候，爷爷作为流行病学家，工作的地方有一些实验室的兔子，单位的人体恤当时爷爷有两个发育期的儿子要吃多点长身体，便偷偷让他带兔子回家。非常时期，连兔子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奶奶把几只瘦兔子养在小花园，日日喂养烂菜皮和泔脚水，倒是意外地将它们养肥了些，毛也顺滑了，看着白白胖胖的，指日可待成为桌上的一盘红烧兔丁。但这种时候，奶奶又不忍心了，她发挥了自己给人洗脑的本领，让两个日日盯着兔子要馋出口水的儿子放弃已经到了嘴边的这一口。
“最后呢？没有吃？”
“最后兔子是老死的，自然也不能吃，就埋在花园里了。”
“爸爸和叔叔不怪你吗？”
“不怪啊，兔子老死的时候他们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最后是他们自己选的，把兔子放在盒子里，埋在土里。”
诚然这世界上，可以吃的东西，包罗万象，但吃或不吃，都是人的一种选择，执念或放弃，也是人的自我选择罢了。
从老照片上看，那个年代的爷爷奶奶、爸爸叔叔，是清瘦的一家。那张照片是四个人站在曾经养过兔子的花园里，背后是我出生后居住的潮湿的一楼，百叶窗紧闭着，每个人都有一种不松弛但也不服输的平淡表情，很有那个年代的特征。但从我记事起，家里已经没有瘦子了，爷爷、爸爸、叔叔都是骨架高大而壮硕的体型，奶奶也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小脸窄肩往下即是肥满的底盘。我常看着一张挂在二楼会客室的油画像，那是奶奶三十八岁时候的样子，身材轻盈，穿着彩色纹样旗袍。据说奶奶一直到五十多岁，依然还敢于挑战时新款式，就仗着自己一直没发胖。但自我出生，仿佛是画了一道分界线，奶奶忽然飞速地膨胀起来。作为特别坏心眼的小孙女，每次看着这幅画，我都会故意问：“那是谁啊？”
“我呀，我呀，老了就发胖了呀，将来你也会的。”
“我才不会呢！”
我气愤地回答，但看看自己的眼睛、嘴巴、鼻子，甚至发际线，都是和我奶奶一模一样的，好像也无法辩驳。
发胖的奶奶就算身材已不是当年的窈窕，仍然很爱打扮。每次出门，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穿得漂漂亮亮，而这也是她对我的硬性要求。年幼的我脑子里种植下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爸爸妈妈，哪怕是爷爷出门，都不用讲究外貌打扮，但相对的是，这样的外出也仅仅是拉着他们的手在外面逛一圈而已，于我来说没有太多的好处和获得。但每次奶奶召唤我出门，有扇金光灿烂的小门，就在我的脑中隐隐地推开了门缝：
“丫头，跟我出去兜一圈吗？”
“去哪里？”
“荡小菜场去啊。”
在我心中，“荡小菜场”这四个字包含了太多。首先，当然是得把自己收拾到奶奶认可和她同行的标准；其次，奶奶带我去的小菜场，绝不是别人带我去的乱七八糟臭烘烘的无序的空间，她自有她的独特路线，带着我在菜场内完成一整套的社交、购物、打听八卦的动作之后，还会附加一些探亲访友、吃小吃、买零食的彩蛋。最后的最后，自然是晚上，在家里的大菜台上，会出现小菜场购得的所有食材的大荟萃，那将是完整的、美好的、丰盛的一天。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跳下椅子，扔掉手里的小说，拍打掉手指上吃零食留下的糖晶盐，先洗手，后洗脸，然后用一把梳子梳通自己讨厌极了的自然卷头发，再在脸上扑一点油膏一样闷住毛孔的蛤蜊油，这就把自己大大咧咧送到奶奶面前：“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肯定是不合格。但接下来奶奶会给我梳好辫子，戴上帽子，找一件有点紧的毛衣绑着我的身子，再来一袭厚重的呢子外套或者是爸爸小时候也穿过的有个灰鼠毛领子的派克大衣，衣服的重量和领子的弧度总会让我有点喘不过来气的感觉。最后还得套上让我觉得硬梆梆的最不好穿的那双皮鞋。镜子里出现了与奶奶精致卷发和飒爽呢子长大衣搭配的小淑女，纵然是脖子被勒得如此不快乐，总要把头往前伸着，笑着哈气。奶奶也满意地说：“可以了，抬头挺胸，我们出门了。”
菜场要“荡”。这一个“荡”字，表露出了逛小菜场的这一位的悠闲。上海的菜场大都天蒙蒙亮就开市，但五六点就去买菜，并不是属于我奶奶的“荡”。不去和早市上的人凑热闹、抢食材，是奶奶最重要的做人做事的特色。但她也不会因此损失任何新鲜的菜蔬。因为长时间和各种小菜场的摊贩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最优的食材自然会为她专门保留，而奶奶的良好口碑也来自于，不用事先约定，对方为她专门保留了什么样的肉蛋禽奶，她都会不计较价钱地一一收入囊中。
“荡”的程序是由远及近，所以我们大多数时间，会先跳上一辆电车，辗转几站，到远一点的小菜场。我可以回忆得起来的这些远的菜场，包括了巨鹿路的菜市场、乌中菜场、陕西北路菜场、马当路小菜场和八仙桥菜场。其中最远的当属虹口菜市场。很久之后，我在大学的近代史课上学到了虹口菜场也叫三角地菜场，是上海最早也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一八九一年，工部局从英国商人托马斯·汉璧礼（Thomas Hanbury）的地产中购得一块三角形的地皮，该地皮面积为十二亩七分又七毫，经过商议，这里要建造一座在当时最现代化的菜市场。这决议不仅为工部局董事会的众人所拍手称快，也得到了原始地产主汉璧礼的热情建议：他建议菜场四周均应敞开，不要砌起让人憋屈的墙。而到了第二年，工部局便搭建了大型的木结构菜场，拥有瓦坡的屋顶，带有气楼，地面则开挖水沟，保持排水通畅和卫生。一八九三年，这座当时沪上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室内菜场便正式开张了。居民们和菜贩们对菜市场的热情迅速就让原本看上去巨大的菜场人满为患，工部局远没估计到这样的面积原来根本不够用，便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又重新改造了虹口菜场，将原来的木结构拆除，取而代之以两到三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奶奶的回忆中，虹口菜场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菜场”，她个人可以将其称为“大菜场”。在她的少女时代，这里的底层卖蔬菜，二层有水产和众多品牌的舶来罐头、洋火腿、整只火鸡和琳琅满目的水果，三层则可以吃点心。且虹口菜场在当时的一大特色是日本店铺众多，日本商贩在此处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卖鲜鱼、精肉、烤鳗鱼和一些和果子。奶奶说：“那时候喜欢走进去看一看，他们摆放商品的样式都是不同的。但那日本点心也就是看着漂亮，应该不好吃吧，都是糖！”我笑着说她猜得没错。
“那你喜欢吃什么样式的点心？”
“奶油的点心呀，那还是白俄比较会做。”
我小时候的虹口菜场已不复当年万国食品博览会的样子，但依然比一般上海的马路小菜场要显得宽阔，从市郊来的菜农也要相对更集中一点。据说那个时候上海还没有大型的专门蔬菜批发市场，虹口菜场的货源最全，所以很多国营餐厅也会去那里进货。现在看来，奶奶去那里采购的行为颇为奢侈，因为只是冲着一两样西餐的专门食材而去，就要从静安区来到虹口区，跨越大半个上海市区。她会轻车熟路来到某个摊位，捡几个真如产的紫洋葱头，用来做罗宋汤最为甜润；江湾种的新洋山芋（土豆），个头不能太大，蒸完后剥皮粉粉糯糯，有适中的黏度，做沙拉最好；彭浦的卷心菜和番茄据说一直是西洋种，卷心菜剥开一层一层都要水灵灵、硬梆梆，这样口感才会脆甜，番茄则要肚脐凹陷，洋红色不可偏青也不可偏橙，得确保咬下去汁水四溢。奶奶不同于一般老人，她的理念是每样菜都不会买太多，做完一桌菜就是正正好好，切不可隔夜，觉得好吃不远万里也可以再来买。所以她精挑细选之后，所有的收获也不会让她拎得太沉，而我则会心领神会地接过一两件分量轻的，卖力而甜蜜地帮她拎着，这样可以得到一只刚买的、新鲜的番茄作为奖赏。我会很小心地，一边走一边啜吸着番茄甜美的汁水，只是这记忆中琼浆玉液一般的乡村番茄味道，在今天的餐桌上已经很难尝到了。
记忆中奶奶从不用菜篮子，而总是携带和是日外套相配的包袋。等到了小菜场要购物之时，便从包里拿出一只折叠成手帕大小的干净尼龙袋，展开，其巨型程度可以装天地，并且还防水。大多数时间，她的包里会放着大小不一色彩不同的尼龙袋，不占地方又轻便，以颜色区分可以分别装鱼虾、蔬果、鲜肉、干货。而我所分得的小袋子，里面总不会是我讨厌触及的腥气的水产或泛出油来的牛皮纸包的点心，一般总会是几盒新鲜包好的生小馄饨和刚做好的本地松糕，或是夏天的一整只可可加仑冰激凌，也可能是处理得干干净净白白胖胖不会溢出血水的一整只蹄膀，或者是轻盈蓬松的一束不带刺的鲜花。其间可以窥见奶奶对我的精心，也是对食物的精心。
去不同的菜场是为了买不同的东西，比如虹口菜场除了异色的菜蔬，还可以买到上好的青岛水发鱿鱼、宁波马鲛鱼丸；处理得干净得当的猪内脏，可以回家做酱爆猪肝；若说要能顺手带一些糟醉货和腌腊制品，那就要去四马路（福州路）小菜场；大自鸣钟菜场和曹家渡小菜场则有几个清真摊位，牛肉收拾得大气利落，可以买牛腩牛腱子回家清炖红烧，亦可以自己做酱牛肉。时至今日我依然很佩服奶奶，到底是买了多少次菜，才可以得到如此丰富全面的对上海小菜场的认知。奶奶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脚劲”很好，只要是逛吃的东西，可以从康定路一路走到外滩，但如果目的是看场电影，那可能走到半途就要吃个冰淇淋补一补。没想到我长大了也和奶奶一样，听说哪里有好吃的，立即兴冲冲健步如飞，但除此原因，就意兴阑珊。所以“荡”菜场的中途休憩也很重要。
一般都会在菜市场附近找家点心店，或者是卖西点的小咖啡厅。上午把第一家菜市场荡完，有些早餐摊档还没收摊，就可以买到油条、大饼、粢饭糕和酒酿饼。但除非是做得极好极馋人的品相，穿得妥帖的奶奶还是不大提倡买了这些东西，在街边的风口里一站，狼狈地啃咬。她还是喜欢有间坐得下来的点心店，康定路的梅园、南京西路的王家沙、绿杨邨属于首选。那时候的点心店，总有个胖阿姨坐在高高的木质柜台后面，她低下头一片乌云的脑后墙上，是黄色绿色桃红色的一片小长方形牌子，上面用毛笔或粗头水笔写着各种点心的名字。奶奶总会把我推到前面，让我仰头到帽子会险些掉落的角落，高声朗读出那些诱人的名字：荠菜大馄饨、鲜肉小馄饨、虾仁生煎、雪菜肉丝面、枫镇糟肉面、油豆腐细粉汤、花生酱冷面配熏鱼素鸡。她总会得意地看着我，直到胖阿姨从柜台里面探出油光水滑的圆脸，吃惊一瞥道：“她会认那么多字啊！”
“她刚刚读出来的，这个、这个、那个，都要。”奶奶骄傲地回答，顺便让我接过一堆小木夹子小牌子，我们便这样吃一个丰盛的上海式的早午饭，临走时还能打包些桃酥和枣泥糕。
对于西式糕点，奶奶一般不会带着我堂吃。逛完菜场路过凯司令、红宝石之类的店，多是让店员拿出一个白色的小方盒子，由她指点着，店员小姑娘会装满满一盒子严丝合缝的小蛋糕进去，出门的时候，奶奶便将手举到半空，极其严谨地提着，小心路过的人忽然撞到。这种时候，我便会明白，在上一个小菜场和下一个小菜场之间，会有一场拜访的插曲。一般奶奶都会轻车熟路七拐八弯，带我走进一间弄堂里的小房子。上海的老建筑光线总不太好，但午后的骄阳也能勉强钻入那些陈旧的百叶窗或丝绒窗帘，造就出一种奇异的、充满悲悯的怀旧光感。
奶奶去拜访的几乎都是比她年纪还大的老太太。最为频繁的一位，是她曾经性格强势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奶奶则叫她“环环”。姨婆住在马当路的石库门，她抽烟很凶，嗓音嘶哑，茶几上铺着鲜艳的蒙德里安台布，拿出给我倒水的玻璃杯也是蒙德里安图案。只要是她开始在屋子里移动，便会顺便把一只宝蓝色的大烟缸也挪动到她伸手可及的地方，里面弹满了花白的烟灰和粗短的烟头。虽然我不喜欢充满烟味的空气，但这位姨婆的好处是，一接过奶奶递上的西点盒子，就马上大剌剌打开，让我直接拿着塑料透明小勺挖奶油吃。姨婆家有个屋顶的小天台，除了晾晒衣服外还种满花草，且有几个笼子里装着她那个不争气的老公养的雀鸟。每当她一根接一根抽着烟，开始和奶奶咬牙切齿抱怨丈夫的时候，我也已经吃足了奶油，便会跑到天台上去透透气。很奇怪，上海多雨，但记忆中只要去姨婆家，天必是晴朗的，天台上拉扯着各种老太太不像样的内衣内裤，被香烟烫出洞的床单和沙发罩布，透过那些小破洞，我看着天空一望无际的蔚蓝。
每次离开姨婆家，她都大方地让我们把没吃完的蛋糕带回家去。我听着这话，一边蠢蠢欲动，一边观察奶奶的眼色，一看到奶奶那张无表情的面孔，就知道万万不可这么贪小。每次走出姨婆这个阴沉沉的家，奶奶总会叹息一路。多年之后，姨婆去世。她连八十岁都未活到，比起九十多岁才寿终正寝的奶奶，连我一个小孩子都能看出，她拥有的是极不快乐的人生。姨婆走时，奶奶几乎有一个月都是那种我记忆中的每次离开姨婆家的表情。
一直到奶奶走后，我才知道爷爷原本是跟姨婆订了婚的，但姨婆强势，不想接受传统的包办婚姻，一定要自由寻找真爱。而这边厢，我奶奶倒是对年轻时候的爷爷有心了，一来二去，成就了两对夫妻，爷爷和奶奶一辈子不争吵，姨婆和姨丈则是吵了一辈子。你很难说这是人的选择，还是天的安排。至少，环环和美美，到老仍是可以说心里话、一起吃蛋糕的姐妹。
读小学之后，我们家搬离了康定路上带花园的三层楼，住进了延平路的新公房。据说这也是奶奶的决定，因为嫌老房子里老鼠蟑螂鼻涕虫太多。从折叠的三层楼到了开阔的平层，感觉面积伸展了不少，采光也好了很多。新公房楼上楼下大多是爷爷单位的同事，所以邻里之间少有龃龉，至少大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维持着科研人员的体面。我也从那一年开始，自己走路上小学，并且自我探索出两种走法：一是从昌平路往常德路，会经过一个大的体育场，跨过胶州路的游泳池，风景甚好；二是从余姚路，路过晋元里，走过有着一座小天主教堂的江宁中学，也能到达我所就读的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
但无论怎么走，都避不过延平路的菜市场。不知从哪年开始，金家巷之前的菜场慢慢延伸到了延平路上，后来干脆就变成了以延平路为中心的大型自由市场。所以我只要从家里下楼出门，就会面对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场。且所谓“自由市场”，不同于那种在一栋建筑中的严格固定摊位的小菜场，而是粗略分类蔬菜、肉类、水产等，至于具体占据哪片区域，摊贩们先到先得，甚是“自由”。
奶奶不喜这自由市场的脏乱差，但也挡不住菜场就在楼下，且物资甚是丰富。她也上了年纪，渐渐也没了一天“荡”两三个菜场的脚力，所以越来越多就在楼下菜场采购了完事。时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菜市场里的食材品种也越来越丰富，甚至有点怪诞。比如有一段时间，在水产摊经常可见有人贩售小型鲨鱼，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鲨鱼便是我在斯皮尔伯格电影里看到的大白鲨的迷你缩影，倒陷下拉的残忍嘴角、三角形背鳍、尖尖的纺锤形脑袋、凶相的眼睛，一样不少。银色的小鲨鱼至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鲨鱼的哪一种，只知道奶奶也觉得新奇，买来之后却发现甚是腥气，根本没办法按传统方法清蒸或红烧，做汤更是有种古怪的臭味。但某天奶奶忽然拍脑门想出一个方法，用醋和辣椒做成了一道酸辣鲨鱼，重口的味道盖过了腥味，鲨鱼少刺，大口吃起来倒也别有风味。只不过上海人不惯吃辣，全家人几乎全程边哭边吃。那一年，鲨鱼的渔获仿佛是过剩了，便宜大块，奶奶掌握了酸辣烧法之后也甚为得意，是以我们家哭着吃了至少有三个季度吧。
让人更感有趣的，则是禽鸟摊。小时候我就不喜鸡笼，一股子暖烘烘的臭鸡屎味，且我还不小心被笼子里的鸡啄过，从此就对尖尖的鸡嘴产生了恐惧。但在延平路自由市场，鸡们似乎也自由松快了不少，笼子的空间大了一点，鸡的种类也多了些可观赏的，除了常见的黄黑的土鸡们，还能看见白羽毛的乌骨鸡，带着一片时髦假发一样的冠羽；时而有野雉鸡和绿头鸭，摊贩在纸板上书写两个大字，“野味”，买的人少看的人多；家养的麻鸭虽没有艳丽的羽毛，但“关押”它们的地方倒是挺人性的，只用一个木栅栏围起来，棕褐色的鸭子就在里面挤啊挤的，发出嘎嘎叫声；有时候摊贩也拿些小鸭子过来卖，才几毛钱一个，毛茸茸的让小孩子蹲在地上看着就不肯走。奶奶帮我买过一个，我给它取名“丑丑”。爷爷看了嫌脏，质问奶奶“这是要养大了吃吗”，我抢先回答：“这怎么能吃呢？它是我的好朋友！”
几天之后，“好朋友”就被我养死了，全家人看它歪嘴斜眼僵直在塑料桶里，谁都不敢去扔，还是科学家的爷爷用两根满是皱纹的粗手指将其夹起来，扔在了屋外的垃圾桶里，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告诉你，这家禽身上是有病毒的！”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才学会了“禽流感”这个名词，而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流行病学家的爷爷已经仙去。想到当年住在毗邻菜市场的新公房里的经历，我们普通小孩子只是将其当成了一个街巷中的动物园，而爷爷已经开始和他的邻居兼同事们讨论着，要如何整治这些卖着各种奇禽异兽的菜市场，不然必会出大毛病。
回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从菜市场得来的“好朋友”岂止小鸭子丑丑，还有被“抢救”下来的鹌鹑和它的小鹌鹑蛋、拔掉牙齿的一条小蛇、两只黑橙相间的蝾螈和一篓子被奶奶做成了葱油味道的田鸡。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在饭前大哭：“青蛙是益虫！我不吃益虫！”然后面对大菜台上忽然端上的一盆热气腾腾、嫩肉上附着小葱的田鸡，忽然就食指大动。奶奶只挑田鸡腿放在我碗里，我先勉强维持了一会儿宁死不屈的表情，之后趁大人不注意，把田鸡腿放进嘴里，细滑的肉质立刻征服了我的舌头和口腔，且这葱油风味真是每个上海人都难以抗拒的香浓下饭口味，田埂间捕捉蚊虫的青蛙瞬间不重要了，这一大盆子不也是在为人类的快乐做贡献吗？我对自己这样说着，一会儿工夫又扒拉下去四五个蛙腿。
一方面是我和奶奶已不知不觉地适应了这下楼直达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到了一九九五年之后，上海的各种小菜场，都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中。一九九五年，对于我的家庭也是个发生重大变故的年份。那一年爷爷因医疗事故去世，和他恩爱了几十年的奶奶再也没力气出门，神采奕奕地从一个菜场逛到另一个菜场，中间还要加个探亲访友的下午茶。从那天开始，奶奶不仅失去了“脚劲”，且一双曾经穿着高跟鞋也不知疲倦的三十七码瘦长脚变成了肥白的浮肿脚，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坐下，用热水泡或冰敷。不能亲自去买菜，自然做菜的兴趣也缺失了。爷爷去世后，一直位于房子中心位置的大菜台也被推到靠墙，大菜台旁边放了一张小床，爷爷生前的写字台也被移到这间屋子，过多的家具顿时让格局逼仄了许多。原因是我要考高中了，总不能像以前一样，在大菜台上边看奶奶挑菜边聊天边做功课吧。之前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叔叔已经回城，在上海找到了满意的新工作，但学区可能还是奶奶家这边的好一点，所以那张小床是为我的堂弟准备的。从那年开始，家有了寄宿学校的感觉，我和弟弟为了节省时间，总在各自做功课的写字台上吃饭，大菜台上慢慢堆满了东西，只剩一小方空间，做好的饭菜会先在上面习惯性地放一放，快冷掉了才被我和弟弟拿走迅速吃掉。
时至今日，已在外地长居二十年的我回到上海，朋友约我晚上吃完饭去延平路或昌平路的酒吧喝一杯。这让我惊诧，从小居住的地方，何时变得如此时髦了。当然，延平路菜场在奶奶搬家之前就已被整个拆除，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之后奶奶卖掉了老房子搬到离我父母比较近的新家，彻底离开了她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的静安区。新家在闵行区，离住所最近的小菜场也有两三公里路，但奶奶熟练掌握了电话叫车的服务之后，也会不时打车过去逛逛。但她也说，没了孙女的陪伴，也不用再做菜给一大家子人吃，买菜便失去了目的性，也就是偶尔为之，过过干瘾。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有点愧疚，自己成了家，也没有保留下奶奶爱逛菜场爱做菜的习惯，一周顶多去北京的新源里菜市场买点水果而已。是以只要回了上海，还是会回到奶奶家吃顿饭，爸爸对此举甚不满意，觉得奶奶已近九十岁，做菜早已老眼昏花，放油放盐都过重，吃了很不健康。但我极力维护奶奶，她做的菜实际味道一点都没变，要说重油重盐，那奶奶年轻的时候做鲞炖肉、红烧肚裆、蒸臭豆腐之类，本来也就是浓油赤酱的重口。我还记得，在奶奶九十二岁去世之前的一年，我买了块肉去奶奶家，她看了眼便说，这肉两斤半，说得一点不差，于是我赞她目光如炬，她也很得意：“我的眼睛就像个秤。”
爱吃猪油黄油大肉，蔬菜则只挑好的吃一点点的奶奶，最终活到了九十多，去世的时候很安详。除了她的房产，爸爸叔叔最后拿出了她账户里的钱，办完追思会买完了骨灰盒之后，一分不剩。我妈妈说，不服不行，老太太真是人生赢家。
而我继承了奶奶的大菜台和留有三十八岁窈窕身材的她的油画像，以及她的老照片和字画，可能还继承了她性格里舍得为食物花钱，为小日子“下本”的大手大脚。爸爸捧着奶奶的骨灰盒，她即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她会和爷爷重逢，或许也能碰着她故去的兄弟姐妹，曾经一起吃吃喝喝的老太太闺蜜们。我心里想着，奶奶最不用小辈担心的，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她总能为自己找到生活的乐趣。还记得她搬离静安之前，我爸爸问她留恋吗，她回答：“我性格里最好的部分就是，不留恋，向前看。”
现在想来，这也是我奶奶遗传给我的，最好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