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收藏|刘浩楠：相州窑精美的宝相花、黄绿彩

主讲：开始时间：2024-5-19 13:58:32

地址：结束时间：2024-5-26 14:03:04

“相州窑白瓷在整个中国陶瓷史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实现从青釉到白釉的过渡，使“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初具雏形，同时也成为之后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青花、粉彩、五彩等彩瓷都生发于白瓷之上。”

一、相州窑瓷器的收藏与鉴赏

唐代瓷业“南青北白”的格局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北方同样存在极具地方特色与审美价值的青瓷。相州窑，又名安阳窑，窑址发现于河南安阳。因安阳在隋文帝废邺城后改称相州，故名之“相州窑”，且在安阳桥隋墓出土的建筑模型上刻有一“相”字，也为此窑的定名提供证据。相州窑作为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青瓷窑址，同时也是中国烧制白瓷的开端，在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与鉴赏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史书中，并未发现对于相州窑的记载，似乎这一窑口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期低调存在，并非为争奇斗艳、求青史留名而生，然而这也丝毫不影响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鉴定要点

相州窑瓷器近年来在文物交易市场中的热度不断攀升，价格较之于其他地方窑口相对偏高，也导致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一系列仿品。且安阳积极推动相州窑复烧技术的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可以以假乱真的仿品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对于相州窑瓷器的鉴定，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从烧造工艺来看，由于常见的相州窑杯、盏等多采用叠烧的方式烧造，其器物内部常留有较为明显的支烧痕迹，根据器物大小分为3—12个不等，仿品则可能无此痕迹。器物整体为轮制，而器耳、盖钮等部件则为模印贴塑，仿品或存在机器工痕迹；

从器型来看，相州窑产品整体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并不突兀，仿品多比例失调，丧失美感。以其典型产品青釉深腹杯为例（图1），其足部为矮座形实足，足心微微向内凹陷，底部留有旋削的痕迹。器壁较薄，口沿处更甚，仿品器壁较厚，口沿圆润，整体相对粗糙呆滞，拖泥带水；

图1 隋代青釉深腹杯

从胎质来看，相州窑产品虽受技术所限，胎质并不十分细腻，间有黑砂夹杂，但也整体比较精细，仿品则或为模仿这一感觉而有意掺杂黑砂，浮于表面显得不尽自然，或忽略此特征，使胎质洁白如雪，找不到一丝杂质；

从釉色来看，同样以青釉深腹杯为例，其器内满釉，器外半釉。由于釉料流动性较强，在其外边缘处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泪滴”，在器内底部中心也会形成积釉，颜色相对较深，翠绿而透亮。仿品由于不熟悉釉料的配比，常无法做出自然的积釉，即使勉强仿制也略显刻意。相州窑青瓷多有细致的开片，手指触摸却仍感光滑。仿品开片则相对粗放，有时触摸时会有阻塞顿挫感，这也是相州窑瓷器鉴定的一大要点。

（二）真赝对比

如图，一为金州拍卖亚洲古董艺术精品专场第0037号拍品相州窑白釉飞蛾盖盒（图2），一为相同题材的仿品（图3）。从图片不难看出，真品符合相州窑烧造特征，胎质细腻，间有少量黑砂；釉色淡青，开片自然细碎；模印的飞蛾栩栩如生，几点褐绿彩赋予其灵动之感；凹槽之处积釉自然，盒体底部同样由于积釉而颜色较深，光滑而透亮。而仿品器型略显臃肿，胎质过于粗糙，黑砂分布较不自然；开片痕迹较新，且相对较粗，并不明显；模印的飞蛾过于呆滞，所点的褐彩也颜色较淡，不甚整齐；盒底并无积釉且较为粗糙，整体稍泛“贼光”，作为仿品较为典型，收藏者应该注意。

图2 相州窑白釉飞蛾盖盒（真品）

图3 相州窑白釉飞蛾盖盒（仿品）

（三）市场行情

相州窑瓷器在老窑瓷器中虽相对冷门，却因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与审美特征，随收藏市场的不断升温而慢慢走进大众视野，其中精品拍卖成交价格不菲。如佳士得2017年春拍拍卖的北齐相州窑青瓷宝相花纹盘（图4），以40万港币的价格成交，按照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35万元；如在2008年伦敦苏富比中国早期金银器专场拍卖的隋代相州窑青釉带盖唾壶（图5），成交价为4375英镑，按照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6万元；又如2010年纽约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中拍卖的78号拍品隋代相州窑青釉人形烛台（图6），成交价为68500美元，按照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46万元。整体而言，带有繁复纹饰的相州窑瓷器在海外市场更受追捧，这与海外收藏者的审美偏好密切相关。相州窑瓷器中的精品，十分具有收藏与研究的价值。

图4 相州窑青瓷宝相花纹盘

图5 相州窑青釉带盖唾壶

图6 相州窑青釉人形烛台

二、相州窑概述

了解一个窑口，首先要了解其存续的年代。安阳相州窑遗址的核心区域是洹河南岸，原电池厂院内及电池厂北街南北两侧等，由于电池厂的建造使窑址遭到破坏，相州窑窑址并未出现完整的瓷窑。加上并无对相州窑的文献记载，这也导致对其烧造年代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然而相州窑瓷器不仅作为日常生活所用的实用器，同时也作为随葬所用的明器，这也为将遗址与墓葬出土的相州窑瓷器相结合研究提供了条件。2012年在安阳县安丰乡发掘的贾宝墓，出土四件典型的相州窑瓷器，而根据墓志记载，此墓年代为北齐武平四年，即公元573年，这也证明相州窑的年代上限可以达到北齐时期。而相州窑三彩釉与黄釉器物的出现，也表明直到唐代相州窑仍然持续烧造器物。总之，目前学界基本认定，相州窑始于北朝晚期，盛于隋代，并一直延续到唐朝。

相州窑瓷器的发展和邺城的繁荣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都在邺城。当邺城成为都城时，如今的安阳便成为了都城的畿辅地区。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当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相州窑的高度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而到了隋代，随着南北统一，在经济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相州窑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相州窑与河南巩县窑、河北贾壁村窑并列为北方青瓷的杰出代表，且相州窑表现极为突出。甚至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岛，都发现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隋代相州窑瓷片。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三、相州窑瓷器类型

（一）相州窑青瓷

青釉瓷器是相州窑主要生产的瓷器类型。相州窑青瓷胎一般呈灰白色，部分器物胎质细腻而坚实，也有胎质略粗糙，夹杂有黑色砂粒的粗制器物。为遮盖本身并不光滑、白亮的胎土，相州窑多采用“化妆土”工艺，即在上釉之前，用较细的瓷土或经过调和的特殊泥浆施于器物表面，提高釉面光泽度，使之在观感上更加光滑平顺。“化妆土”的使用，既是对器物进行“遮瑕”，提高器物整体质量，又有效地缩减了器物制作成本，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直接体现。在“化妆土”的帮助下，相州窑瓷器得以呈现豆青色泽，这也是相州窑瓷器最为典型的釉色。因施釉厚薄、浓度不同，相州窑青瓷也存在青绿、淡青、淡黄等颜色，因此这一窑口虽小，烧成器物却并不乏味，单是青釉便已呈现多元化姿态，躺在黄土下默然流光溢彩。

由于釉料流动性过大，烧造时釉料下淌，部分施釉不到底的相州窑瓷器存在垂釉的现象，称为“釉泪”、“泪滴”或“泪痕”（图7）。“泪痕”尽管在严格意义上属于瓷器烧造的缺陷，却极富有自然意趣，呈条状自然流落的“泪痕”仿佛器物本身在低诉白云苍狗的残酷。瓷器见惯世间的沧海桑田，本身理应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惆怅之感便借“泪痕”得以委婉表达。此外，相州窑青瓷多有细腻的开片，破碎感在青绿背景的映衬下格外明显，即使只截取片段也足以引人唏嘘。相州窑青釉点、线、面的完美结合，不论古人今人看来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图7 相州窑“泪滴”

相州窑瓷器上常出现佛教装饰元素，这与佛教在中国（尤其是北方）的传播密切相关。如莲瓣的纹饰，又称宝相花，在北朝常以写实造型出现，而到唐代经过进一步艺术化处理，成为当时流行的纹饰。佳士得2017年春拍3117号拍品是一件北齐时期的相州窑青瓷宝相花纹盘（图4），一大型的宝相花纹饰占满整个盘底，整体采用减地浅浮雕的工艺，通过对地进行细致剔刻，将双层排列的莲瓣依次以浅浮雕的形式表现。花芯则采用模塑贴花的工艺，宛如紧凑的宝珠，使得纹饰富有层次感。在花芯与花瓣的交界处，以及花瓣外延，有两圈下凹的连珠纹饰，整个纹饰阴阳结合，是自然理趣与宗教色彩的统一体。主体纹饰最外圈的条状纹饰向中心收束，更加凸显出宝相花的关键地位。整体而言，此件器物属于北朝相州窑青瓷中的精品之一。

（二）相州窑白瓷

除青瓷外，相州窑产品中还存在少量白瓷。相州窑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白瓷，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白瓷之母”。在考古出土的相州窑白瓷发现之前，学界一直认为白瓷烧造成熟的年代为隋代。然而1971年安阳洪河屯发现的北齐骠骑大将军范粹墓中出土一批具有明确纪年的相州窑白瓷（图8），这直接将中国白瓷烧造成熟的年代提前到了北朝晚期。而到了隋代，相州窑白瓷技术进一步完善，胎釉更加精细，质量极高，成为北方白瓷“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8 范粹墓出土白瓷壶

事实上，白瓷与青瓷在釉料上的区别，仅在于铁含量的减少。而“化妆土”技术在相州窑的大规模应用，为白釉在这并不特别细腻的胎体上出现提供可能性。相州窑白瓷的产生，是工匠不懈追求高质量、对产品精益求精的体现，也离不开善于总结融合、改进技术的创造性精神。相州窑白瓷在整个中国陶瓷史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实现从青釉到白釉的过渡，使“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初具雏形，同时也成为之后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青花、粉彩、五彩等彩瓷都生发于白瓷之上。

图9 张盛墓出土的隋代白釉瓷武士俑

1959年在安阳县张盛墓出土的隋代白釉瓷武士俑（图9），即为相州窑白瓷的代表作之一。张盛出身名门望族，世代为官，自己本身也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人物，因此其墓中随葬的瓷器等级都相对较高。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李知宴先生一致认定这批瓷器属于白瓷。此件武士俑站立在莲花座上，头戴盔，身披铠甲，手部带有圆孔，似乎原本手持兵器。开脸及其生动，眉头紧锁怒目圆睁，神色威严，十分具有震慑力。器物通体施白釉，而釉厚处微微泛青，这正是从青到白工艺过渡的最直接体现。隋代白瓷虽并无唐代白瓷般纯粹，却远比北齐白瓷更为白亮，这也是制瓷工人长期研究与实践的成果。

（三）相州窑彩瓷

虽并未被经常提及，相州窑也是装饰多色釉的挂彩瓷器的发源地。从汉代的单色釉陶到飘彩工艺，从两晋的青釉点彩到北齐的白釉挂彩，多色釉瓷器在偶然中不断发展。相州窑在北齐时期已常用绿彩作为釉上彩进行装饰，这些产品也属于中国最早的釉上彩瓷之一。由此生发的“北齐二彩”、“北齐三彩”瓷器，成为之后受万众追捧的“唐三彩”的前身。绿彩、褐彩与青釉、白釉的交错，正与自然界山林之景相合，于是虽集中于同一器物，却并不显得拥挤或违和，反而相得益彰，给人以舒适的观感，仿佛浑然天成。

图10 李云墓出土的淡黄釉绿彩四系罐

1958年濮阳市北齐李云墓出土的淡黄釉绿彩四系罐（图10），工艺相对复杂。其在制作成型后首先进行剔刻划花，将莲瓣纹表现出后再上“化妆土”与淡黄釉，最后挂绿彩。四系罐属于北朝相州窑产品中的常见器型，罐肩部有四个系，为系绳悬挂之用。此件器物纹饰雕琢精细，挂彩自然而流畅，且整体形态规整，等级显然较高。此器物出土于车骑大将军李云墓，也正与其身份地位相符。总体而言，相州窑彩瓷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原文刊于《静·安》2024年春季号

（2024.VO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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