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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安》关注|赵令宾:“枕流之声”,说出来的百年历史
已结束
地址:
开始时间:2023-12-29 10:46:17
结束时间:2024-1-7 10:55:19
“枕流之声”,说出来的百年历史
文/赵令宾 摄/王柱
枕流公寓华山路 699 号主入口
引子
2020年国庆前夕,静安寺街道找到我们,希望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为枕流公寓编一本画册,记录居民生活的点滴,同时体现社区自治的成效。会面当天,我们便在街道同事的带领下,驱车前往枕流公寓。秋日的华山路上,两旁高大的梧桐在夕阳的烘托下变得蓬松脆黄。这条屈曲蜿蜒的道路曾是殖民时代的法华界路,一头连着徐家汇,另一头通向静安寺,见证了上海150余年的发展与兴旺。
车子在熙来攘往的路上前行,终于在一扇不起眼的大铁门前停下了。铁门口是一条狭窄的人行道,道路的一半匀给了花花绿绿的非机动车。铁门上热闹地箍着各式各样的标识牌,防疫的、垃圾分类的、车辆管理的、派出所联网的、共建平安家园的,让人目不暇接。唯独一块刻着“文化名人楼——枕流公寓”的石牌,挺直了腰板,默不作声地和米色外墙一起,靠边站着。
迈入铁门,走过一小片空地,一扇“有点故事”的公寓大门映入眼帘。巴洛克弧线压顶,两侧配以螺旋式纹样的立柱,中间镶嵌着两扇暗红色门框的铸铁雕花玻璃门,门把手高耸的背脊被无数双归家的手掌打磨得油光锃亮。握着这样的把手推进去,好像可以打开一个鲜活的世界。“嘎吱”一声,门开了,我们就这样第一次走进了枕流公寓。
华山路731号入口
书刊文献中的“海上名楼”
最初对枕流公寓的认知完全来源于大门口的牌匾和百度百科。这栋建于1930年的公寓属折中主义风格,住过很多文化名人,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老实说,上海像这样的老公寓太多了。它为什么叫“枕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造的?为什么会被建成这个样子?有多高?有多宽?有几套单位?现在的样子和以前差别大吗?里面先后都住过谁?他们什么时候搬入的?又因为什么缘故离开?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枕流”因何而成为“枕流”?这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问题等着我们去寻找答案。
为了进一步和枕流公寓培养感情,我们向静安区档案局、静安区文史馆等单位收集了部分史料,并从各种渠道深入挖掘了这栋建筑的有关文字、旧照片和平面图。不得不说,和一些网红打卡地相比,对枕流公寓的背景调研是艰辛的,第一手资料可谓是零星半点,还存在互相抄袭、以讹传讹的嫌疑。经过几周的寻觅和拼凑,一幢上世纪30年代顶级豪宅的图景徐徐展开。
19世纪20年代末,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土地制约的因素,建造高层公寓之风在上海逐日兴起。枕流公寓的业主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他邀请了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枕流”二字出自《世说新语·排调》,取“枕流漱石”之义,形容远离世俗、潜心静思和磨练意志。“枕流”一词又正好与公寓的英文名称“Brookside”相得益彰。
枕流公寓平面成曲尺形,南向围合出大花园。东北角原为汽车间,有专用出入口和街道相连。公寓设有两部电梯,两条主楼梯和三条小楼梯。顶楼平台向住户开放,适合远眺和散步。地下室有游泳池,并设水泵房、锅炉房、工人宿舍及储藏室等配套功能,楼内统一提供暖气和热水。公寓整体造型简洁,屋顶牌坊,屋面檐口筒瓦,檐下连续拱券纹,室内的装修均融入西班牙式样,构成折中主义建筑风格。单位户型从二室户到五室户不等,并设有跃层,为当时上海公寓所少见。公寓房间宽敞,居室面积较大,均为套间式。室内采用钢制窗棂、铜制门把手、檀木地板,起居室皆置壁炉,厨房内均有烘烤设备,餐厅和厨房之间有备餐室相隔。主仆出入各有其门。枕流公寓时因设施高档,名人汇聚,而有“海上名楼”之称。1947年公寓过户,时价旧币40亿元。
李经迈建造如此高档豪华的枕流公寓,就是为了满足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上海设立小公馆和外侨在上海“十里洋场”从商的需求,很有“筑巢引凤”之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大量侨民被遣送回国。1949年全国解放,枕流公寓由房地部门接管,上海市人民政府将空置的房间分配给文化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居住。自1950年代起,枕流公寓的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陈尚凡,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韩安义,金石家吴朴堂,工商界杰出代表胡厥文、沈瑞洲,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陶金和章曼萍夫妇、乔奇和孙景璐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评弹表演艺术家余红仙,外科学家吴肇光,历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铁迪,力学专家李国豪等。
枕流公寓鸟瞰图
居民口中的“家国春秋”
为了让枕流公寓的这幅百年图景,填入更多的空间细节和精神内核,就要从“口述历史”着手了。在楼组的协助下,我们和居住时间较长的居民取得联系,开展预访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让居民们了解项目意义和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又能让我们进一步熟悉公寓背景和受访者情况,为开启正式访谈做好准备。
经过半个月的前期筹备,我们将项目定名为“枕流之声”。起这个名字总共有三层含义:一是字面意思,即枕着流水听小河的声音。因为据说从前,枕流公寓的旁边就有一条小河,公寓名称很可能来源于此。二是希望通过口述历史,来记录居民的心声。三是取了“枕流漱石”的意涵,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传承远离世俗、潜心静思的精神,用文化的手段来浸润人心,并向历史致敬。副标题拟作“枕流漱石,以文化人”,既是对公寓居民精神面貌的记录,也是团队对于此项文化工作的自勉。
2020年11月初的一个早晨,第一场访谈在阳光灿烂中开启了。轻摁叶家的门铃,一位皮肤黝黑、身形消瘦的上海爷叔开了门。他便是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的二儿子叶新建先生。叶先生含笑相迎,带我们走过一段狭长昏暗的走廊。当拐进起居室的那一刻,突然豁然开朗。宽大的檀木窗台上放着几盆朴素的植物,房间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样子,一样的吊顶纹饰、一样的檀木地板、一样的壁炉和水晶门把手。窗前的方桌铺着蓝绿格子的塑料布,上面早就摆满了“古董”照片、书籍和信件。叶新建斟了一杯茶,在窗台前坐定。摄像机和灯光布置妥当后,我们就带着访谈大纲上的问题出发了。叶新建思绪驰骋,三问三答之间,已带我们来到了五十年代的枕流公寓:
访谈叶新建
“我们是1959年的冬天搬过来的。当时这儿的住户是周而复同志,后来因为他奉调到北京去工作了,这个房子就给我父亲了……”就这样,我们跟着叶新建去了1959年三代人一起搬来的冬天;去了1966年8月2日他父亲叶以群与迷惑告别的清晨;去了1969年他第一次坐上56次绿皮火车的料峭春日……60年前的阳光一定也是这样从窗外洒进来,洒在叶以群先生的笔尖,他正在不急不缓地校验着《文学的基本原理》。阳光西斜,慢慢地带走了一些颜色、带走了一些华丽,也带走了一些曾经生活在这儿的可亲可爱的人们。转眼到了1991年,伴随着轻盈的音乐,一个名叫叶音的男孩儿来到这个家里。他张着好奇的大眼睛望着窗外,觉得窗框上的阳光正跟着音乐起舞,美妙而动人。叶先生就这样坐在窗前,坐在阳光里,说着他们家三代人的故事。
吴肇光老先生是所有受访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他的访谈源于受访者陈希平先生无意间的介绍,说楼上住着一位96岁还天天去上班的医生。听到当刻,我们极其惊愕。后来,受访者蔡迺绳医生在中山医院的食堂替我们牵线,访谈地点就约在吴老的办公室。上午9点未到,我们顺着走廊找到了吴老的办公室。门半掩着,似乎是为了这场约定而开。敲门进去,是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正对门口的是一面大玻璃窗,充斥着冬日的暖阳。吴老坐在一张黑色的皮质电脑椅上,正朝着窗口工作着。听到动静,他缓缓地从椅背后头转出来,小小的身形,更衬出椅子的巨大。这位老者,就是一生有着诸多荣誉和称号的中国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吴老说:“我的岳父解放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来也做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的岳母是个美国人,她嫁给我岳父,20年代到中国,没回去过,所以她对中国感情很深的。从旧社会一直到解放,她看着这个变化,就觉得新中国情况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她就不断地通信,信里头说这儿怎么怎么好,另外建议我们从美国回来。所以我们学习完了,就决定回来了。作为中国人有点本事能够回来,为自己祖国老百姓服务也是应该的……所以1957年我就住进枕流公寓,一直住到现在,也是半个世纪以上了。”
差不多时期搬进来的还有画家沈柔坚一家,他的妻子王慕兰女士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解放不久,原来住在枕流公寓里的外国人、资本家都撤退到外国去了,所以这里是空空落落的,看起来比较萧条。晚上,房子里没有几家有灯光的。等到我们搬进来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搬进来以后,这里就有了人气了。特别是有了新生代以后,孩子们跑来跑去,充满了欢声笑语,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大家对当时政府优待知识分子,是很感激的。”这位中气十足、坦直率真的老太太,字里行间都带着新社会知识女性的风骨与坚韧。
王慕兰女士提到的这些“新生代”们,可以说是当时公寓里的一道风景线。他们在花园里玩老鹰捉小鸡,躺在草坪上看云卷云舒;他们循着走廊的地砖玩“跳房子”,端着小板凳到别家门口写作业;他们偷偷组队到地下室去探险,甚至到现在还会做一个电梯横穿华山路699号和731号的共同的梦。他们不约而同地提起那几位开老式电梯的工人师傅,还有那些时常能见到却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风云人物”。而最割舍不下的,是他们对“家”的深深留恋。
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的女儿刘丹女士是从父母在枕流公寓相识相知的故事讲起的,问到她有没有想过搬家,她说:“枕流公寓是有生命的,它见证了许多风风雨雨。在父母都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过搬家,不想再住在枕流公寓了。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还有父母的影子。
母亲在客厅里踢腿、走圆场、写剧本,父亲又是在家里走掉的,想到这些就很伤心。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在这个环境里呆下去了呢?但是,想想还是不舍得,不舍得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在枕流公寓出生长大的,好像父母的生命还存在。”
同样出生在枕流公寓的还有影视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璐的女儿徐东丁女士,她回忆父母时说道:“‘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留下了很多创伤。但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很乐观的人。他们回来以后没有自暴自弃或者怨天怨地,还是非常积极向上地、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够弥补失去的十年岁月。十年,对演员来说,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但这十年就这么荒废了,也吃了很多苦。我妈妈在‘文革’结束后拍了很多电影,她说:我不在乎要继续演女主角,现在年纪大了,就是葱花儿,哪里都可以撒一点。所以她就演各种丈母娘、妈妈、老太太啊,讲理的不讲理的她都演。谁找她,她都演,她非常乐意去从事她自己喜爱的工作……我爸爸妈妈从事的这项工作,留下了很多影视作品。对我们来说,就是永久的纪念。我从来不觉得他们离我很远,因为想他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徐东丁的好友沈黎是画家沈柔坚的女儿,她在家是一个特别安静又爱看书的姑娘,只要出了家门,她浑身上下好像就有用不完的劲儿似的:“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串门,因为每家每户的布置陈设都不一样,都很有格调,都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非常爱自己的家。所以每跑进去一家,就有一种非常大的新鲜感冲击我。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都汇聚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不一定在他们家里见到,可能是在走廊、在电梯间里。他们不一定穿得很华贵,但是很有气质,很有风度,非常儒雅,非常有教养。腹有诗书气自华嘛,那才是真正的高大上。”
1963-1964 年,枕流公寓里部分小朋友合影
后排左起:徐东丁、蔡千红、蔡定芳
前排左起:张德华张瑞华姐妹、金通澍、沈黎
(图片由徐东丁提供)
70年代中后期,枕流公寓迎来了一批新住户,楼组长马明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她描绘出了一幅三代人同住两室一厅的画面:“搬进来的时候,房管所就说,我先生哥哥一家的住房面积不够,还需要增加入住人口。所以后来,他哥哥家四个人一间,我们家四个人一间,他父亲和他一个外甥女就住在客厅里边。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上海的住房是很紧张的,三代人住一间是很多的。”
马明华老师的邻居是原上海中科院昆虫研究所的颜茂迪,颜女士则讲起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不容易”:“以前买个收音机,买个电视机,买个自行车,买个缝纫机都要票的,不是随便买的。过年的时候,可以买只鸡、买点鱼了,但是买鱼有鱼票,买蛋有蛋票。按人口多少分大户和小户,四个人以下叫小户,五个人以上叫大户,大户的量比小户要多一点。豆制品也是分配的。你要吃得好,是不可能的。”
1975年,原上海纺织工业新型纱纺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张先慧和太太戴宛君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们“联合”戴父和远房亲戚一起换到枕流公寓。于是,才有了一间“婚房”。张先慧虽在2000年搬离枕流公寓,却能记起70年代公寓里的种种细节:古铜色吊灯、蜡板钢窗、佣人间的蜂鸣器、洗手间里的四件套和厨房间铺天盖地的白色橱柜。而令他最感慨的是枕流公寓对他命运的改变:“这25年,对我人生来讲,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里面走出来的过程,因为我跟我太太是在那里面结婚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第二年我儿子出生了。1977年,高考恢复,可以考大学了。我在缝纫机上面看书复习,人生的路又重新改变了。所以总的来说,我在枕流公寓结婚、生子、读书,是这里改变了我的人生。”
“枕流之声”最后一场访谈安排在2021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受访者是前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郭伯农。他讲述了自己和儿时同伴在天台上做骑士的幻想,先后回忆了和陶金一家、和王文娟一家、和陈铁迪一家同住一个单位的经历,也谈到了大楼中诸多邻居的命运。不知不觉,时钟已指向4点,窗外只剩夕阳的余光,我们的访谈也进入了最后一个问题:“郭伯伯,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至今90多年的历史,像一个耄耋老人。刚才您说童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在枕流公寓度过的,‘文革’最苦难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枕流公寓度过的。那这样的话,枕流公寓对您或者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要给这位老人捎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郭伯农不假思索,两眼紧紧地望着前方,仿佛眼前真的站着那样一位耄耋老人。他一气呵成道:“其实我最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枕流公寓度过的。我喜欢外国文学,喜欢古典音乐,这些爱好都是在枕流的时候逐渐培养起来的。我从初中开始收集外国的文学作品,而且我收集的都是近现代的。不久以前,给我们学校外文系的学生讲一个专题,就是20世纪前半叶美国的‘普罗文学’。‘普罗文学’是什么呢?在欧美,泛指面向贫困的底层群众,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刻画社会问题或历史事件的文学,在中国我们常称之为‘进步文学’。美国在上个世纪前半期,从JackLondon(杰克·伦敦)开始,TheodoreDreiser(西奥多·德莱塞)到JohnSteinbeck(约翰·斯坦贝克),一直到后来HowardFast(霍华德·法斯特),这些人的作品非常强烈地传递着一个信念,就是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我入团入党,是很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些教育就是从这些外国文学中来的。1954年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的入团报告上就写:‘我从JackLondon学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从HowardFast了解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它的历史。’所以当时参加共青团是一种很纯粹的行动。就是这样,我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这些事上面,看那些书,听听音乐,所以我的童年应该说是很丰富,也是很快乐的。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打球,我喜欢看书、听音乐。在我的印象里头,我的中学年代,颜色是玫瑰色的。这玫瑰色彩的中学年代是在枕流度过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然后,发生了这样一次巨变,我们都是身处其中的。对我们国家来说,从50年代很稳健的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这个极左的疯狂,这个过程,这个历史的教训,要永远记住。当然‘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都身临其境。我们既是里面的得益者,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我们希望将来中国能够非常健康地持续发展。
在这里头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枕流公寓这个公寓本身。当年李经迈盖这个公寓,应该说是很现代化的一个房子吧。但是在这个房子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殖民主义色彩。或者对中国来说,这个时期是比较屈辱的一个时代,30年代嘛。但是同时,‘枕流’这两个字本身又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当中非常深奥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我用水流来清洗我的耳朵,我用石子来磨砺我的牙齿,使得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得我始终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因为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所以这种精神融合到这栋房子里头来,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种结合。在上海的所有公寓里头,没有一个公寓像枕流这样结合得完美。
其实我们住户开始并不懂,我是后来越来越有体会。现在回忆起门口那个鱼头在喷水,就深深地感受到,这幢房子它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汇。可能我们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屈辱的,但是在现在、在未来,我们中国在这种交汇当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枕流这个老人,经历时间的洗礼,今天依旧巍然屹立。这幢房子曾经住过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它不仅是这些人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更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明发生地,中国必须有这种包容开放的心态。希望这样一种海派文化在枕流身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开花结果。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老房子,我的这个老伙计想要说的话。”
现场一片寂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无不受到感动,晃过神来,不禁鼓掌:“太精彩了,晚辈们都受教育了!”郭伯农开着玩笑说:“不客气不客气,我都是胡说八道哈。”
每一场访谈的背后,都有我们难忘的情景和故事。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而每增加一场访谈,便对这幢公寓、对住在里面的人们又生发出了更多的感情。循环往复,让人“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历史终将照进我们的生活
“枕流之声”开始于2020年年底,历经4个月之后,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以为为项目画上了句号。但随着访谈的开展,各种“巧遇”接踵而来:有现住居民与原住居民之间的、有居民与公寓管理人员之间的、有受访者与我们其他口述项目间的,甚至这些受访者和我们工作人员的亲友都存在着关联。而生命轨迹的每一次交汇,都编织出一张更大的信息网络,每一条线索都牵动人心。如果能从更多角度切入,拓宽“枕流之声”的时间跨度和空间维度,那么有关枕流公寓的历史图景无疑将更加波澜壮阔。今年,在静安区文旅局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完成了等待已久的“枕流之声”第二期。
访谈在枕流公寓里入住时间最长的外国家庭。
50 年代,“金嗓子”周璇就住在这套公寓里。
以建筑为纽带,两期“枕流之声”共访问了21个家庭,共30位居民和工作人员。受访者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或文艺工作者本人、二代和三代,年龄跨度60岁。他们的经历不同,职业各异,对枕流公寓有着别样的观察视角和隶属自己时代的独特记忆。他们有时又会不约而同地记得同一处地点,同一个场景,同一桩事件或同一个人,编织着枕流公寓的“集体记忆”。通过分析居民口述和旧时平面图,我们采用建筑建模手段还原了30年代公寓的建筑特征。历经百年,虽然空间的划分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曾经住在这儿或现在依然住着的人们而言,“家”的意义不变。家,不止是一个解决温饱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份难以割舍的精神寄托。他们在这里经历了自身生命中的某些重要阶段,也见证了家庭作为国家最基础的细胞,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命运变迁。
项目共拍摄视频素材近2500分钟,逐字稿约46万字,包括建筑影像和老照片在内的图片超过1000张。如果说枕流公寓30-40年代的历史勉强还可被称为是“有案可查”的话,那么从50年代开始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受访者们一砖一瓦构建起来的。口述历史,不仅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更包含了心灵历程、社会关系、语言特性等多元信息在内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11月,“百年公寓中的家国春秋——‘枕流之声’口述史项目分享会”在静安文化馆举行,纪录片《枕流之声》首次与公众见面。2024年,该项目的图文资料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著名主持人曹可凡先生为本书作序。他写道:“读完《枕流之声》,惊奇地发现,枕流公寓好似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每一户家庭的历史演变都与大时代如影相随,密不可分。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成长经纬度为历史注解,从而也成为历史洪流的一部分,并且用自己的故事,让一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满血复活。”
两期“枕流之声”中的共 30 位受访者。
其中,有 3 位已离我们而去。
这些跑赢了时间的记忆,传承了先祖对后辈的谆谆教诲还原了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精神面貌更为饱满的枕流公寓。“枕流之声”是一次共同创造,是对本文开篇那一串问题的共同解答。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了吗?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每个人心中的答案一样吗?如果说人的寿命有限,那么我们如何运用口述历史去解答这100年间的问题?超出100年的部分,如何处理?如果说口述历史是一项与时间的赛跑,那么我们何不从现在就出发?以史为鉴,更好地过好当下的生活。历史不是沉闷枯燥的,历史不是高高在上的,历史就在我们的身边,历史终将照进我们的生活。
原文刊于《静·安》2023年冬季号
(2023.VOL.9)
赵令宾
候车式文化工作室发起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硕士,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11“关爱大使”。先后供职于香港发展局下辖历史建筑活化保育伙伴计划、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及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曾参与多个沪港重大文化项目的开发与运营,包括:香港YHA美荷楼青年旅舍(香港第一代公共房屋)文化业态规划和运营、上海静安口述历史丛书《战地巾帼——苏江》策划和采编、上海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建筑群(原夏衍故居等)前期策划、上海徐汇滨江沿江B地块(原上海水泥厂)前期策划等。
近年,由赵令宾主持的“枕流之声”——上海枕流公寓居民口述史项目,入选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2021年度项目和由英国口述历史学会(OHA)主办的2022年度会议“HOME”。2022年,候车式文化工作室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枕流之声”专题连载,总浏览量超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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