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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散文|包光潜:鸡罩山下的碑

地址:        开始时间:2025-6-7 9:16:46

结束时间:2025-6-14 9:18:55


第三次来到鸡罩山下,我是独自一人。距离第一次,已整整十年了。

选择“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只想趁机看一看沿途的风光与民俗,譬如祭土地神、吃龙鳞饼等。尽管老式乡村已然凋敝,但我还是希望在孜孜寻觅中收获一点意外。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它们来势凶猛,所向披靡,我们只能坐而观望或叹息。随潮流而动的并非都是好东西,留下的也未必被人珍惜。尽管每个走出乡村的人,都在怀念它曾经的美好,并执意屏蔽它的丑陋,乃至罪恶。人的思想意识恰似一头怪物。城市明明给人类高悬了一盏明灯,而我们却口口声声说三道四,恨不得回到掌着煤油灯的旧式乡村。好像城市的美好永远敌不过来自乡村的贫困诗意。可是又有谁真的愿意回到过去呢?

说到底,我最终的目的并非是寻觅什么,而是想在春天来临的时候,观瞻一下鸡罩山下那块并不巍然的碑,因为它在我的心里越来越沉重了。十年的时间,荒芜了一片片土地和一颗颗朴素的心胸,却葱茏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而此处无仙,亦无怪异,只有一块简陋的碑石。它是周边村民心目中的圣灵。

坐在公交车上,我感觉闷热,建议邻座的少妇将窗户打开。她欣然同意,并连声说道:“天气热,要下雨,真的要下雨。”我也随和道:“气压低,浑身疼,确实要下雨。”她侧目凝视我好半天,突然爽朗地笑起来:“一看你就是个知识分子——老师吧?”我十分诧异,不知道是她的敏锐,还是我身上有着深刻的职业烙印。

“去哪里?”她问。

我极认真地予以回答:“到山口施,看看吴次尾的墓。”

“哪里是墓啊,分明就是一块碑嘛——断头碑。”她好像比较熟悉,“你坐错车子了,应该坐乡村大巴,一天好几班呢。”

看来,我遇对人了。

一路上,她如数家珍地跟我说起了“断头碑”的故事。尽管她说的跟我所知道的别无二样,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故事,而不是传说。

经她指点,我在通往山口施的岔路口下了公交车。临别时,她莞尔浅笑地说:“我娘家就在山口施——有缘再会,老秀才。”

公交车已经离开很久了,我还愣怔怔地站在三岔路口,酸溜溜地回味“老秀才”三个字——难道我真的沦落到“老秀才”的地步?

我忽然想起与女儿交流时,她曾多次讥讽我为“老法师”。这“老法师”与“老秀才”,竟然如出一辙。看来,我真该与时俱进了。否则,我就会成为历史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小小的“绊脚石”。




这是一条崭新的乡村公路,沥青路面。草木散发着淡淡的沥青味儿。我不清楚穿梭乡村的公交车到底多长时间一班,与其长久地等待,不如选择步行,权当乡村漫步了。



我一路走来,紧中有慢,慢中有缓,一路勘察与想象清兵押解吴次尾先生时,到底走的是哪一条山道——山形依旧,道路何在?到底又是谁,过早地泄露了劫持的秘密,让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一个饱读诗书的夫子,与不显山不露水的鸡罩山结下了千古之缘——这缘里有血,有泪;有恨,有愁;有缅怀,也有寄托……倘若吴次尾先生如期抵达贵池县城,那法场的内外,又将怎样的情景?

初春的田野,虽然处处都有蠢蠢欲动的迹象,但仍然跟冬天没有多大的差异。如果不是临溪的桃花破绽吐艳,我还真的以为身处隆冬呢。刚才在公交车上的闷热,此刻一下子消释在3—4级的山风之中。耳畔断断续续地响起零落的鸟鸣与鸡鸣。山在眼,村在望。

驻足山桃树旁,我先是张望并不辽阔的田野,以及阻碍视线的丘陵,然后蹲下身子,凝睇树根处的青草,莫名想起戴复古的诗句:“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显然不合时宜。尽管眼前的田野一片萧条,既没有温暖的草垛漫射温馨的光芒,也没有任何春耕的迹象,零星的鞭炮声像一把利剑划破乡野的沉寂。原指望的乡社祭祀活动,已然成为泡影。斑鸠一阵阵越过田野,俨然乡村的风景线;偶或闻到鹧鸪“行不得也哥哥”,却不见它们的身影。我索性席地而坐,真切地感受大地上升的气息,努力搜寻有关桃花的诗句,譬如杜甫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汪藻的“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刘禹锡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想象几里之外的浩然长江,应该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留得人间愁恨多。

渐渐麻木的手指,不知不觉地抠进泥土,湿漉漉的寒气,沿着我的袖口袅袅升腾。我无意于观察身边的细微,却油然地感受到细微处的萌动,看到细微处勃发的生机,譬如枯草掩蔽下的春色,已经在草节处萌生了娇嫩的绿,星星点点,徐徐地漫漶开来,要不了几日,便有草尖儿破土而出,恰如“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

我凝睇即在眼前的鸡罩山,想起它的另一个名称——石灰冲。

有人曾牵强附会地告知后人,吴次尾先生在押解途中得知此处叫石灰冲时,蓦然驻足,昂首赳赳,不再向前挪动一步。他朗朗诵咏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然后,他从容不迫,引颈就戮……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包括他的敌人。  

其实,石灰冲和鸡罩山是不能互称替代的。

山是鸡罩山,形如鸡罩,低矮处的隆起之丘陵。在皖南,家用鸡罩多为竹篾编织,形如钟罩,下端广口,敞开触地,而上端口小,仅能进出一只鸡。罩鸡时,小口上压一块砖或木板,以防鸡们逃逸。由此状形于山,得名鸡罩。冲是石灰冲,当在鸡罩山下。石灰冲等于石灰加冲。石灰即石灰岩地貌,表明地质;冲则是两山夹一洼地,即横U形山坳,以示地形。于是,我久久地环视鸡罩山下所有的大冲小冲,然后又实地考察了一番真实的地质概况。基本上可以断言,石灰冲确在鸡罩山下。当年清兵押解吴次尾先生进城时,路过鸡罩山下的石灰冲。因此地掩蔽,才敢快刀斩首于吴次尾先生,速速回城交差。后人为了彰显吴次尾先生的高洁情怀,才顺理成章地虚构了他罹难前的临危不惧的吟诗情节。

鸡罩山下,一泓红水溪浅浅地流淌,在山林间若隐若现,微声浅息均掩藏在春风与松涛之中。有人说,吴次尾先生的血从未间断地流淌,它一直在不停地警示后人。

显然有人来过。草坡上遗留踩踏的痕迹。碑前尚存烟花和爆竹的残烬,以及沾泥的纸灰。心犹感动,戚戚于怀,不单单为在此断头的吴次尾先生,更为此处民风的淳然和民心的善良。

正当我沉思默想之际,一个骑电瓶车的中年男子戛然止于碑前,主动与我搭讪。他说见过我,好面熟。经他一提醒,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我和几位朋友来此探访时,就是他向我们讲述了吴次尾先生的故事,以及山口施人是如何保护吴次尾先生“断头碑”周边环境的。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山口施人持续100余年守护天灯,可歌可泣。它照亮了一方天空,光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遗憾的是,它在“文革”中被迫熄灭,周边的建筑和环境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破坏殆尽。我望着草丛中零星的断碑残石,默默地致歉。

被我称之为施先生的中年男子,仍然滔滔不绝地向我重述了被乡民们述说无数次的故事。大凡民间的力量正是如此伟大,即在于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守护与宣扬。尽管故事已经听过多遍,包括公交车上那位少妇的讲述,都没令我生厌,而是每一次都有新的认识。




我在搜集有关史料时,看到温睿临的《南疆绎史》,其中对吴次尾先生的这段经历的记载,颇具小说的笔法:“南都不守,起义旅应金声攻池州,复建德、东流数县。大兵逼战,溃;匿婺源、祁门界。被获不屈;将戮之市,应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拟之;叱曰:‘吾头岂汝可断邪!’乃伸颈,谓总兵黄某曰:‘以此烦公!然毋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处,至今血迹犹存,洒之不去。”义士吴次尾先生的文人面目,跃然纸上,可亲可爱,可敬可佩。

毫无疑问,吴次尾先生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著述颇丰,诵吟不绝。计有《国朝记事本末》《东林本末》《嘉朝忠节传》《留都见闻录》《读书止观录》《友鉴录》《续觚不觚录》,以及《读书鉴》(二卷)、《读书种子》(二十卷)、《复社姓氏录》(二卷)、《宋史》(五十卷)、《盛事集》(三十卷)等。其中《读书止观录》辑汇了中国先秦以来的读书古训和掌故,不仅介绍行之有效的读书之法,还娓娓道来察人与识人之道。他的传世作品有《楼山堂集》二十七卷。

读书人成为斗士、战士和义士的,自古以来本不多见。而读书人一旦胸怀凛然大义,往往执着不已,视死如归。吴次尾先生史上留名并为家乡人传颂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曾参加复社,执笔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揭露讨伐阮大铖”;二是“清兵破南京后,在其家乡坚持抗清,至死不屈”。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为看重气节和身后之名。即便赴死,也要死得其所。于是便有了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区别。翻开中国的史籍,无论正史,还是野史,于此一点前所未有地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性情或性格上来讲,吴应箕和阮大铖都是具有特质之人,与常人迥然有别,只是这种特质导致的结果绝然而异。吴应箕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而阮大铖却堕为奸佞,为后世唾弃和摈斥,就连他的籍贯也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窘境。这个被后人称之为“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的阮大铖,也没有得到善终。据史料记载,顺治二年(1645)初夏,清军渡江扬州失守,南都(南京)陷落,阮大铖“华丽转身”。降清称臣之后,阮大铖被清廷授予内院职衔。他曾于帐前请命,愿为清军前驱,誓死效忠。于是,他一路随清军入闽,马不停蹄。终因水土不适,致使头颅生疮,面部肿胀,形容狰狞。长官劝其就地留守,以便养病治疗,但阮大铖报效心切,坚辞不允。他竟然说:“我何病?虽年有六十,尚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长官劝诫无效,只好让他带病南征。结在翻越仙霞岭时,众将骑马扬鞭,独阮大铖自负逞强,牵马徒步而往,不甘示弱于年轻人,竭力表明自己无恙。不料“马抛路口,身踞石坐”,老命休矣。当时天气炎热,其尸首迅速溃烂,只得被人草草收殓。后人均不知其葬之何处,空留衣冠冢于故里,至今不显。



撇开人格品质和政治谋略,阮大铖委实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他的诗词、戏曲著作等身,刊刻多种,今犹存之。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诗名及其影响远在吴次尾先生之上。陈寅恪曾经论及阮大铖时说:“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章太炎也曾公允待之:“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诈不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尤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1645年暮秋,池州秋浦河中游的泥湾山口。

吴次尾先生率领的抗清义军,利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自然天险,与前来围剿的清军展开了殊死肉搏战。此次固守泥湾山口之战,十分惨烈,湍急的河流,血水咆哮。不到千人的义军,被近万人的清军重重围剿,虽有天险可据可倚,终因寡不敌众,再加上秋浦河水位枯落,清军凫水而渡,不计生死,强行夺隘。面对覆灭之虞,吴次尾先生不得不下令义军撤退,逆秋浦河而上,重返故里,以求来日再战。可是,清军步步紧逼,义军节节败退。吴次尾先生被生擒于压气培,即今日石台县大演乡新龙村境内的乌鸦培。

10月17日,清军押解吴次尾先生前往贵池县城,准备枭首示众。中途,清军得到密报,有人将在进城的路上劫持吴次尾先生;如果劫持不成,就在县城的法场动手。于是,仓促之中,清军将吴次尾先生割首于鸡罩山下,携首级而往。而后,家人和亲朋百余口,以及义军将士,悉数被屠,血染秋浦。残阳如血,乌鸦横飞。

十月的天空本然灿烂,却因血色而惧。吴次尾先生的首级悬于城门(城西秀山门)。百姓不敢近前,县城一片肃然。清军杀猴儆鸡,欲靖天下。

至此,不得不说说泥湾山口。

每次经过此处,我总想起两件事。除了上述400年前的那场可歌可泣的抗清战斗,还有1959年安徽省水利厅在此成立了“安徽省贵池县泥湾水电站工程指挥部”,利用泥湾山口的狭窄与险隘,兴建大型泥湾水库。

当初设计的泥湾水库总控制面积是1113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9.7%;坝高为75米,总库容为19.15亿立方米,发电装机为4万千瓦,土石方400万立方米,是一个以防洪为主,兼以发电和灌溉的综合型大型水库。计划迁移人口4万人,总投资2400万。施工一年后,耗资1500万,终因经费困难,施工人员的生活无法保障,中途下马。

当年开凿的穿山导流隧道,仍然存于山体内部,被填埋的洞口至今依稀可辨;建筑的拦河大坝,虽摧毁,仍可透过清澈的河水历历可见坝基。据我走访与了解,当年的施工人员,甚至包括技术人员,均为人民政府专政下的劳动改造分子。时事艰难,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口粮供给严重不足,导致泥湾水库建设工地饿殍遍布山坡与河滩,因死伤或逃亡,劳力锐减。




2016年6月9日,阴转多云。

同友人驱车前往吴次尾先生殉难处,凭吊。它地处山口施,大村落,至今仍有700余人口。不过,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只剩下留守老人与儿童。因为人口基数大,留守人口也不少,看不出村庄有什么明显的衰落。特别是在乡村超市的大树下,我们看到几位耄耋老人,坐在木墩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我们很容易加入到他们当中,彼此之间没有城市人的相互提防。只要说到吴次尾先生,彼此心里便有了无缝对接。

令我感到异常惊诧的是,他们一声一个“次尾先生”,没有半点的造作装腔,恰如文雅地叙述家里某位已然仙逝的亲人。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温煦的感觉,仿佛文人与耿介之士的同病相怜。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山口施村秀才施士端和施士谦感念次尾先生的忠烈,在其殉难地——鸡罩山下,捐立碑石,永志纪念。难能可贵的是,从这一年开始,山口施人为吴次尾先生造堂立塔,守碑护灵,夜夜点天灯,长明不朽——高高的灯塔,照亮了方圆十几里,即便远在长江边上的清溪塔,都能看到此处的灯光。一位年近九旬的施姓老人深情地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边颤巍巍地举起右手,擦拭浑浊的泪眼。如此虔诚的守护,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即“文革”期间。灯塔以及周边设施均毁于“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可次尾先生的殉难碑,却一直由施寿淇老人冒着政治风险和体力的透支,坚贞不渝地守护着。即便一草一木,也不许他人践踏。据说“吴应箕殉难处”旁边有一棵数百年的“老虎刺”树,被人偷盗。山口施人一边报警,一边出动众多劳力,四处追寻,八方搜索,终于将其复归原处。遗憾的是几易根基,终而枯死。

在乡绅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山口施村打算号召村民集资,再造灯塔,永续天灯。

如果次尾先生真的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异族他乡的拥戴而感激涕零,庇佑他们的子孙睿智昌明,永葆他们的家园富强康宁。




池州城西,夕阳西下。

我徜徉在楼山街上,时有时空错乱的感觉。明明知道城楼是前些年复建的仿古建筑,却老是觉得城楼上还悬挂着吴次尾先生的头颅——“头入郭门如生,三日不变”。



据史料记载,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在贵池县城北郊的百牙山上建筑了“二公祠”(吴应箕和刘城),同时将城西街命名为“楼山街”。刘城和吴应箕(字次尾)都是池州老乡,他们于崇祯元年(1628)参与太仓张溥、张采等人组织复社,并于次年的吴江正式成立。复社将几十个文学或文艺社团联合起来,旨在“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它却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譬如召集天下有识之士,抨击明末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揭露科举考试的弊端,启迪民智,改良政治与社会。一时间,参加复社的社会精英之多(2250余人)、声势之大,历来罕见。十年之后,吴应箕又执笔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署名者多达140余人,包括顾臬、侯朝宗和黄宗羲等社会名流,齐力讨伐阮大铖破坏抗清保明的罪恶行径。

明亡后,阮大铖降清,兵权在握,大肆报复劲敌与仇人。吴应箕不得不逃往家乡,组织义军,与皖南兄弟部队联合抗清,誓死不当亡国奴。

1980年代末,我常坐乡村班车,进出泥湾山口,到县城约会女朋友。她家就住在楼山街的一处平民小院里。因缘机遇,让我更多地了解楼山街的前世今生。

前世有两点不能回避,一是楼山街出西门便是杜牧《清明》诗里的杏花村,我就在以杏花村命名的中学里教授物理课程,再往前就是真的杏花村遗址了——有杏花村古井圈等物证,还有旧城改造时挖掘的唐宋瓷片为证;二是楼山街的名称已有百年,虽然改来换去,时时烙下时代的印痕,但老年人还是口口声声地叫着“楼山街”,偶尔夹杂“文革”的色彩,譬如“红旗街”“跃进路(现为长江路)”——每次踏上这片区域,总是想起街道的名称变化——楼山街、红旗街、杏村西街……除了文史工作者或爱好者以外,恐怕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楼山街了。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国寿录》里有关吴应箕的记载。据说他临刑前曾有三个要求:“起义自我,无与百姓事,我以身殉,诸可勿问。二曰,我有遗书若干藏某处,愿得付某生,勿并灾身后笔墨。三曰,我有弱女,已字某,未归,愿得吾目前观其成偶。”其中之一三,乃属人性所然,而之二,却是书生所为,也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本。遗憾的是,我们只闻吴应箕的英雄气概,却没有机缘读过他的著作,譬如《读书止观录》,以及传世27卷的《楼山堂集》——它们不知庋藏于何处?




告别山口施村,我不时回首张望。

一列“和谐号”动车,风驰电掣,穿越古老的乡村,即将抵达另一座城市。

我突然驻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茫然无措。



(原文刊于《静·安》2025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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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光潜,男,安徽池州人。不惑之后,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青年文学》《时代文学》《星火》《飞天》《芳草》《滇池》《四川文学》《湖南文学》《天津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阳光》《中国铁路文艺》《少年文艺》《诗选刊》《诗林》《诗潮》《绿风》等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作品被《散文选刊》《新华文摘》《人民日报》《读者》等众多报刊杂志转载,并入选高初中辅助教材、公务员考试和中考试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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