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金秋十月,我们家迎来了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尊贵客人。他是来自大连的一位老革命徐彭寿叔叔。
我曾经在父亲许振苏留下的一部手稿里见过这个名字。那是76 年前,父亲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那个特殊年代里发展的第一位地下党党员。而那份手稿是我的父亲用尽生命最后一份力气写下的回忆录,真实而详尽。
徐彭寿和94 岁姑妈许莎青
1946 年,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血雨腥风、和平与战争的剧烈角逐的年代。大时代的热风把我的父亲,一个14 岁的少年过早地催熟了。第二年,年仅15 岁的我的父亲,因为受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影响,萌发了要当一名救国救难革命者的理想。正在上海三育中学念初中的父亲结识了年长他三岁的同班同学徐彭寿,并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有一天,父亲对这位好朋友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里话:“我想找共产党,你知道怎么能找到他们吗?”徐同学回答道:“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我知道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于是,他向许同学道出了自己的舅舅就在四明山新四军里的小秘密。这个消息迅速点燃了许同学理想的激情,很快,他带上好友的亲笔信,从上海悄悄出发向浙江余姚的四明山挺进。15 岁是一个男孩处于青春懵懂的年龄,好幻想易激动。怀揣革命的理想却不顾家人的担心,去找寻自己心中的目标。然而,白色恐怖下,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荆棘之路,越靠近四明山,国民党特务的岗哨就越多,检查也越严。眼看快查到自己了,他灵机一动躲进附近的一个茅房,把介绍信快速丢进了茅坑。就这样,连夜坐上长途汽车又返回了上海。四明山之行失败并没有打消他找到党的念头,而是更加积极地自发行动。然而,一些过激的行为遭遇校方劝退,于是转学进了上海南洋中学。当时,这所教学质量颇高的名校并不风平浪静,亦存在共产党与三青团争夺学生的暗中较量。年轻学子们经常在周末组织“团契”活动,内容有文艺演出也有学术演讲,作为学生中积极分子的许同学很快引起地下党的注意。于是,父亲被秘密发展为南洋中学的第一位地下党党员。几十年过后的今天,许振苏的名字连同第一位学生党员的身份被清晰地收录在南洋中学的历史档案中。入党后的许同学秘密地发展了已不在一起就读的徐同学加入共产党。我们都知道,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地下党都是在秘密战线里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的历史上,“15 岁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特别多。父亲的社会身份是一名中学生,但另一个秘密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党员。有了革命的思想,就要付诸革命的行动。后来在南洋中学的一次活动中意外暴露了身份后只能快速转移。时间到了1948 年,上级党组织派他和另外四个党员同学考进复旦中学。父亲任支部书记,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党员,壮大党外积极分子的力量。复旦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既要保证白天上课,努力学习,又要日以继夜地工作,赢得同学们的尊敬和信任,进而打开局面。吸收一批进步同学成立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又以开办义务教学、办油印刊物、演戏、串联谈心等形式宣传启发大众。这期间也发展了一些徐汇、培真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直到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复旦支部共发展校内校外党员49 名。1949年年初,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的步步紧逼,解放上海的炮声隆隆传来。当时的复旦中学是上海学运的一个重要据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肩负着保存党员实力,发展进步力量,组织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保证大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的重要任务。有一天,父亲接到上级通知,接受一位重要领导的召见。事后才知道,他就是区学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而那次召见,正是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上级领导打算把建立西区人民保安队的中心放在当时地下党力量较强、进步学生运动较活跃的复旦中学。最后的五个月,大家团结一致,生死与共迎来了上海的解放。现在回想那段历史,就是父亲一生追寻革命理想的高光时刻吧。
这次上海见面,我好奇地询问徐叔叔,你们那时候年纪轻轻的干地下工作都做些什么呢?他告诉我:“你父亲在南洋中学时,我已经开始进一家染料厂当学徒了。只是当时那些微薄的收入很快都被你父亲要了去做了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你们家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你知道门口的那个汽车间是干什么的?就是我们印传单印小报的地方啊,我经常负责秘密送报送传单的。”我们家的老宅位于极司菲尔路75 号,和76 号汪伪特务机关成了对马路的邻居。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进进出出的人员特别容易引起敌方的注意。徐叔叔告诉我一个细节,为了避免危险发生,我们家门口一直放着两块砖,竖着说明安全,如果横着就是有情况。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经过我家大门,一眼发现了横着的砖就立刻继续直行了,骑了一段路后和当时只有13 岁已参加革命活动的我的三叔叔相遇,互相对接了情况。
徐叔叔的此次上海之行,想完成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希望能去父亲的墓地看望。于是,我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驱车前往。已经95 岁高龄的徐叔叔从轮椅上站起,缓缓走向父亲的墓碑,喃喃地对着父亲的照片哽咽着:“我来看你了啊。”曾经风雨同舟的战友,跨越76 年的今天在此相会。是喜还是悲?父亲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徐叔叔望着一旁爷爷奶奶的墓碑,又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他说:“你奶奶年轻时就是一位美女,她一直喜欢叫我小老乡,你姑妈还送过我一把她画的扇面呢!”
徐叔叔深情地回忆着那段过往的历史。“假如你父亲不是因为被打成右派遭了那么多罪,健康那么差,他本来应该有个完美的人生。他天资聪慧读了很多书业务能力又强,‘文革’后我帮他办理来大连工学院进修,就是想留住他共同参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的。”一起叙旧是满满的不堪往事。
过了几天,我又安排了徐叔叔和如今已94 岁高龄的姑妈见面。老友相逢,道不尽的沧桑岁月,聊不完的故人情怀,姑妈还特意为徐叔叔画了一幅松、竹、梅三友图的国画。2024 年的金秋十月,因徐彭寿叔叔的到来,在我们流失的岁月里又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原文刊于《静·安》2025年春季号)
作者简介

丹孃,专业摄影师,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全日本写真联盟会会员,上海市广告摄影专业委员会会员,上海女摄影家协会副会长,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职:《上海电视》杂志摄影记者,《星河影视》杂志摄影记者,《每周广播电视报》摄影记者,上海东方电视台专职摄影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首席摄影师,复旦大学中文系特约讲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特约讲师,佳能公司、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特约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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