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作家、编剧、导演。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已出版《春夜》《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最漫长的那一夜》《天机》等三十余部小说，累计发行1400万册。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十月》《江南》《中国作家》《山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曾获茅盾新人奖、凤凰文学奖、梁羽生文学奖杰出贡献奖、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上海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茅台杯《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作品翻译为英、法、俄、德、日、韩、泰、越等十余个语种。数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电影导演作品《X的故事》。本刊编辑日前采访了他。
《静·安》：从你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你对前辈悬疑大师的熟悉，像斯蒂芬·金、东野奎吾等等，对悬疑电影如数家珍，像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闪灵》《牙买加旅馆》，及德库拉伯爵的吸血鬼故事。你在你的长篇小说《地狱的第十九层》里，通过警官叶萧被某人实施了浅催眠和中度催眠后，感觉：“这有点类似于未来电子游戏中的虚拟体验，通过在大脑上插上电极，让电脑直接与人脑交流，使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身临其境，好像真的到了某一个幻境之中。其实不过是电脑给你的综合刺激，使你产生虚拟的幻觉。”——你被称为中国悬疑小说教父，你的作品有着悬疑写作的先锋性。那时，AI的出现与热议还未像今天那么热闹，而你20年前的创作，已经很接近科技巅峰时代了。《地狱的第十九层》非常精妙地写了一个既懂心理学，又精通计算机编程与游戏开发的罪恶天才如何布局人间、制造悲剧。这是古典传统的推理小说走到现代推理的必然，还是你一向的写作构思有意识地吸取当时最前沿的科技手段？
蔡骏：现实主义的“现实”二字，既是文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下，也是更实际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当下，自然无法回避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技术手段。当然《地狱的第十九层》创作中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要借用手机和短信等等元素，给读者们创造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但如何运用这些元素，其实最好是跟作品的主题精神有关系，而不仅仅只是当作一个功能道具——比如AI题材，那就必须涉及人与宇宙的哲学关系，深入每个人内心的幽微之处，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静·安》：人文主义，作家的悲悯情怀，就像你在评论电影《闪灵》中写到的：“酒店迷宫般的结构象征人性的迷失。”“整个故事看似是幽灵附体，酒店里成年的冤魂作祟。其实却是一个中年男子，如何被生活环境压迫到发狂的过程。”这样，恐怖不仅仅是恐怖，还有极端手法所体现的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具有严肃作家的文学品质，这是你的推理小说影响深远，许多人喜欢你、追踪你的理由。小说被冠以“悬疑”标志，一开始是你并不乐意的？为了写《鲁先生传》，你看了好几十遍鲁迅书信集与鲁迅日记。文学像血液一样浸润于你的思想。你最喜欢的中外作家有哪些？他们给你的写作以怎样的影响？
蔡骏：那是2023年，一个人间四月天（公历而非农历），我在成都刚做完一场签售，大约下午五点，我在听一位前辈的讲座，但实在人困马乏，昏昏欲睡之际，突然想起中学时代的课堂，午后第一节课，强忍着不能睡着的痛苦。如果有一位口音独特腔调乏味的老师，自然会成为中学生们的催眠大师。我的人生记忆之中，确实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但我并不觉得他不称职，只是他已被时代远远抛弃令人怜悯。当时我在为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而重读鲁迅，一个月前我还在上海虹口的1925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内山书店原址）签售过两本新书——就在那个极度疲惫的瞬间，我想到了《曹家渡童话》第六篇的创意，如同一杯浓茶灌入脑海，睡意烟消云散，我这才发现前辈的讲座相当精彩，令我重新振作精神一直听到最后。回到上海，我读完了鲁迅的日记与书信，重温少年时读过的《呐喊》《彷徨》与《野草》。“五一”期间，我特地去了一趟虹口四川北路，第一次进入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站在二楼房间内凝视鲁迅写作的书案，远远看到那三支绍兴“金不换”毛笔。几日后，我便完成了《鲁先生传》初稿，并在盛夏发表于《北京文学》。
地狱的第十九层
《静·安》：“沪西曹家渡舞台上六则奇诡成人童话”——《曹家渡童话》是202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你的最新小说。这是一部元气饱满又光芒四射的小说集。延续了你擅长的悬疑、奇幻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还融入了写实的细节描写，展现了虚实交织的艺术魅力。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你文学创作的重要转型。通过这部作品实现了从类型文学向纯文学的跨越。但应该这样看：这不是所谓的你的有意转型，而是写到苏州河，写到你的童年、少年，写到上海，你的情感与语言很自然地更加具有热度与“心灵化”了。你一贯汪洋恣肆、丰富冷隽的语言，加上特有的上海方言，读来亲切，意境深邃。内敛的冷调叙事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性。这次写作是一气呵成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小说中的“我”，是你，又非你？外公外婆有着基本的原型，但可以有不一样的变奏。父母也是如此。有一篇写到“父亲与母亲离婚，父亲去北京生活”。你是否有意不要写成一个家庭模板贯穿全书？
蔡骏：《曹家渡童话》六篇小说，构成一个小小的曹家渡宇宙，但又远不至于曹家渡的百科全书，仅仅存在于1988年到1992年之间，一幅幅早就不见了写生对象的风景画，一半来自个人岁月的流逝和内心的回望，一半来自时代剧变和面目全非的故乡。正如郁达夫先生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至今，仍有许多人生活和工作在彼处，沉默地度过这一时代的每个春秋，它可以叫曹家渡，也可以叫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地名。曹家渡是我的童话，也是庶民的史诗。
《曹家渡童话》里的主人公，唯独《饥饿冰箱》那一篇不是我，只是借用了我居住过的那幢楼，甚至那幢楼也并不重要，而是上海经历过的两个特殊时期。
《静·安》：2005年，你的长篇小说《地狱的第十九层》与《荒村公寓》差不多同时售出电影改编权，《地狱的第十九层》于2007年公映，余文乐与张雨绮主演的《荒村公寓》是2010年在全国上映。比起原著《荒村公寓》来，电影的线索简单化了，欧阳小枝的形象变得单薄而工具化，关于胭脂的传闻也比原著平淡许多，没有了那种炫目的“罗生门”式叙事的辐射与神秘。而且，其中的人物：女大学生春雨，在电影中最终死去，但小说中，她在精神病院呆了半年之后，成功地变为正常人，并成为你下一部长篇《地狱的第十九层》里的女主角。小说被改编为影视，既是原著受到导演们亲睐的成功，同时又留下不少遗憾？你的小说读者都有些什么样的反馈？你自己做了自己作品的导演以后，有了什么样的体会？
蔡骏：电影《X的故事》让我从作家变成导演，我非常珍视在五十天的拍摄期间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当我发现杀青以后我还是我自己，而没有变成从前我所憎恶的模样，这是我最为之欣慰的一件事。首先，你必须是一个好的编剧，然后才可能变成一个合格的导演。你已经为这部剧本在心中想象出了全部的画面和声音，你才有信心踏出成为导演的那一步。虽然说起来如同茶杯里的水倒进酒杯那么容易，实际上相当于清水浇进了油锅，从此开始了无尽的煎熬。作家可以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用键盘解决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所有问题，导演则必须坐在所有人面前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他们可能是你最亲爱的朋友，可能是完全陌生的面孔，也可能是你最厌恶的人。所以，写小说是在完成一幅精细的画作，导演拍电影则是要带领几百人的施工队修建一座摩天大楼，而在你埋下奠基石的那一刻，你并不知道这幢楼究竟会屹立千年还是在结构封顶前就倒塌了。某种程度而言，拍一部电影就像建造一座通天塔。
《静·安》：《最漫长的那一夜》之《北京一夜》获得第16届《小说月报》奖；入选2014年度最佳短篇小说、201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你有一系列的中篇名篇。在中篇与长篇小说之中，你更钟情哪一种创作？有些长篇是你收到好的反馈，由中篇再续写长篇的？
蔡骏：一个作家要跨越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绝非易事，而要跨越中短篇的闭环结构和长篇的线性甚至宏大叙事的结构更为艰难，很多人永远无法跨越这道鸿沟。而我希望自己尽一切所能去跨越、去挑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
最漫长的那一夜
《静·安》：你的作品有不少是在《萌芽》杂志上刊登的，你不时提到傅星老师、赵长天老师对你的帮助，在创作年谱的每一栏中，基本都提到你要感谢哪一位，出版社的伯乐，或者改编你作品的影视界人士。读来感动……在你的创作前期，傅星老师对书中有切磋与需要改进之处，你是持怎样的态度？现在，你对90后、00后的文学后辈们，是否也会有无私的帮助？《悬疑世界》，你主办的杂志，作者主要是年轻人？对于像你这样想象力无比丰富的作家，结交朋友、倾听故事是否也是需要的？
蔡骏：傅星老师当然给过我非常大的帮助，至今依然感激不尽。还有赵长天老师、陈村老师、金宇澄老师都在很早以前就帮助过我，永远心怀感恩。
但说到作家之间的交往，我以为，保持物理上的孤独是作家的本能。写作者大多是天然分裂的，肉体和精神的分裂，欲望和道德的分裂，荷尔蒙与哲学的分裂。极致的孤独之余，才能和世界产生无穷绵密的连接——既是外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也是自己内部最细密的幽暗之处。世上当然也有热衷于沙龙的作家，从19世纪的巴黎客厅，到20世纪流亡欧洲的拉美大师们，他们彼此碰撞炽热的激情，交换梦境或者唾液，也能滋生出旷世杰作。但小说家之间的交换，永远及不上小说家与世界本身的交换，更及不上小说家与自己的交换。
《静·安》：你说过：“我觉得小说就是梦，所有的小说都是小说家的梦。”而要在纸面上完美表达梦，需要掌握许多领域的知识。它们在你是一种辛苦吗？你掌握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看书，还是还有别的途径。比如旅行？当灵感不断包围你侵袭你时，有时是否会感到累，但又吸引着？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蔡骏：世上千万种语言，无穷尽的面孔与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盾牌，或一片汪洋大海，将我们隔绝为彼此的孤岛。于小说家而言，所有的表达亦都不如虚构的文字，包括人物、故事，以及小说中的语言——这是我们往来于无数孤岛之间的木筏和风帆，足以抵达地球的尽头。正如你一生都无缘见着维克多·雨果本尊，但只要读过《悲惨世界》，你对他便是“见字如晤”。对于同时代的朋友们，只要有了小说的语言文字，最遥远的时空也能被压缩，同频共振。读《我的名字叫红》，你仿佛和奥尔罕·帕慕克共享一幅鲜艳的细密画；哪怕读某位完全不知名的作者，只要那文字足够生动明艳，故事和人物血肉丰满，你便成为了他（她）的一部分，遥远地共享双眼、耳朵，乃至舌头和鼻子，哪怕对方一无所知。
下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完了，还是悬疑类型，应该在年底出版。
《静·安》：你小说的元素多有古墓、古井、古宅、荒村。城市的地铁、地下室、电梯黑白两世界与多重空间。在《曹家渡童话》之前，你的作品已经多有上海元素。2021年出版的小说集《不微笑的蒙娜丽莎》，有一篇是《苏州河》，“迷宫般的城市，意味着无限可能性”。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你的长篇小说《春夜》，两位少年主人公是春申厂工人子弟。故事跨越上海百年历史。爱与欲的秘密从上海跨越至巴黎。你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小说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模糊。”——这是一部充满叙事光芒的长篇小说。上海方言的适度运用，使小说在紧密的情节中有幽默气息。上海，是否是写不尽的？随着城市的发展，你的选材与命题也会随之变化？如果你那杰出的想象力不用于悬疑与推理之上，会用到哪里？“悬疑教父”是否既是荣耀又是束缚？你提到斯蒂芬·金的精神领域是需要慢慢品味的。而《简爱》与《呼啸山庄》，称得上是悬疑小说的鼻祖。这些是非常有洞见的。
蔡骏：2000年以后，我开始在网络上写作，那年在榕树下网站写过一篇题为《苏州河》的短篇小说——来自我的一个梦，我回到了童年生活过的房子，就是外滩背后的江西大楼，近在咫尺的苏州河突然涨潮，河水漫过堤坝，迅速淹没我的房间。我坐在一个陶瓷浴缸中，漂浮在洪水肆虐的马路上，直到四川路桥下，方才渡过这场劫难……
如今我也常常回到曹家渡，但沪西电影院和三角形街心岛已永远消失，辐射状的五角星道路变成平庸的十字街头。除了四个街角高耸的写字楼和商场，便是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尖顶上竖着十字架，外墙上镶嵌《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仿佛跟徐家汇的大教堂同样古老辉煌——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座教堂并不存在（据说在后边的长宁支路的弄堂深处，曾经隐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堂，而我当时从未见过），直到2010年以后才凭空建造在拆迁后的空地上。至于曹家渡唯一幸存下来的建筑物，竟是我在1987年到1991年居住过的那幢六层楼房——仿佛劫后余生的考古遗址，隐藏着我晒过太阳的幽深天井，依然屹立在苏州河畔。
《静·安》：你19岁在上海邮政上班，从2002年一直到2007年。巧得很，孙甘露年轻时也从事邮电工作。也许电报本身，有着一种飘逸的带文字飞翔的意味，所以，你们不约而同都走上文学写作之路？还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你对文学与写作的喜爱，有宿命般的渊源。你喜欢汉语之美，发誓要写出美的汉语。不断创新，是否这是对写作行业的挑战？你提到自己可以有两三种语言的表达，是根据题材主动设定写作风格吗？长篇小说《镇墓兽》第二卷的最后，标识2017年11月9日的完稿，竟是第十二稿。语言本身的美学是否是孜孜以求的？
蔡骏：借用《曹家渡童话》中的一篇《断指》里的一段情节，当“我”变成一截手指头以后，开始了《聊斋》故事《促织》式的奇幻之旅——
“这是一个马达声炽热的夜晚。我在尼罗河似的黑夜顺流而下。两岸工厂剪影像风蚀崩塌的金字塔。左手无名指是一桩谋杀案的证据，试图数出天上每一颗星星。我认出了武宁路桥的路灯，我爸爸工厂背后的消防高塔，西藏路桥的大煤气包，浙江路的钢铁桥，从前外婆家的老闸桥。苏州河边排队停了几十艘过夜的机帆船，放落高高的桅杆船帆，仿佛一具具人体残肢漂浮。”
最后一句的“人体残肢”既是“我”所化身的“一截手指头”，也是另一种“悬疑”性的叙事语言，带有人类与生俱来丧失肢体的恐惧。这一次苏州河上的漂流之旅，最终进入黄浦江，穿过泥沙俱下的吴淞口，来到浩瀚的黑夜大海。世上千万种语言，无穷尽的面孔与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盾牌，或一片汪洋，将我们隔绝为彼此的孤岛。《断指》在这里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真实来自小木匠父子真有其人，虚构来自那一截手指头，以及夹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手指头地狱”。但于小说家而言，人类的一切表达都不如虚构的文字，包括人物、故事，以及小说中的语言——这是我们往来于无数孤岛之间的木筏和风帆，足以抵达地球的尽头。
曹家渡童话
《静·安》：纵观你的创作，总是：时代特征鲜明，对人性有精准解读，死亡与爱都写得很美。就像你同情杰克·尼科尔森在《闪灵》中所扮的穷途末路的作家，电影也是对社会有所批判。松本清张、东野奎吾的作品，包括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在人性的深度揭示中，也有对现实中黑暗一面的犀利嘲讽与批判。或者，如同俄国作家布尔加乔夫的名著《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随爱坠落”，那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你有没有觉得，青春时代的要求与中年时代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深刻是你的目标吗？
蔡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贝戈特死亡前所见的维米尔画中那一小抹黄色的墙面——“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以《曹家渡童话》为例，曾经生活在曹家渡的每个人，曾经存在于曹家渡又早已灰飞烟灭的一砖一瓦，都是维米尔笔下的那一抹颜色。至于小说这门艺术，会不会成为美术馆里的一小块黄色墙面？还是陪伴普罗大众谋杀各自漫长而无聊的生命的一剂麻醉药呢？我没有答案，但我深信这世上依然存在伟大的小说，只是尚未被我们看到，依然锁在某个秘密的抽屉或硬盘里，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和梦境之中，等待某个时刻被炼金术士提炼而出。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
（原文刊于《静·安》2025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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