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创刊于2021年，季刊。静安区作家协会和静安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刊名。既有名家之作、经典回顾，也刊登会员的优秀作品，旨在将文学情怀与静安的城市抒写相结合，彰显静安更具鲜明个性的文化软实力。
静 安
追凶
——谁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文/章慧敏
2021年的盛夏，我和静安区公安分局的一帮年轻人走进了上海黄河路一条颇有年代感的弄堂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见一位耄耋老人，他叫鲁全发，曾任静安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在一间老旧的公寓里，我们见到了精神矍铄的鲁老。面对年轻一代的民警，他习惯性地坐在已经泛黄发亮的藤椅上，讲述起他侦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了明禅师”雷恒成的细枝末节。
当年，鲁全发还只是位19岁的年轻侦查员，虽然事隔70多年，但说起那段经历他依然清晰如昨，终身难忘。在鲁老的叙述中，这段尘封的往事被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一封检举信——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仍逍遥法外
1952年的金秋时节，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现静安分局）的局长马益三眉头紧锁，一支烟夹在手指间却任由它渐渐燃尽。此时，他的双眼紧盯着办公桌上摆放的一封信而陷入了沉思。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民来信，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转来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这封检举信是一名姓赵的北京市民在1951年6月10日亲自送往北京市公安局的。信里写道：“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马局长再一次拿起信细读了一遍，脑海中却掀起了波澜。他想起在1949年2月2日的上午，北平市公安局的朱文刚率领8位民警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当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朱文刚突然发现墙角边立着一座绞刑架，十分的刺目，他当时就问一名旧警察：“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个旧警察回答说：“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的首领李大钊。”
尽管这个声音很轻，但对朱文刚来说，“李大钊”三个字无疑如巨雷般地震响着。他连一秒钟也没停顿，几乎是吼着对在场的旧警察命令道：“你们把它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当天回到局里，朱文刚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汇报了情况，得到了妥善保管好的指示。转眼到了1950年，负责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的王冶秋心心念念要找回杀害李大钊等烈士的绞刑架。当时他借了一辆自行车，从东城找到西城，打听绞刑架的下落。
当谭局长得知筹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寻找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他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彭真当即指示谭政文，由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这座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文物，摆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那么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的主谋又在哪里呢？
追查凶手的迫切愿望成了公安民警统一的心声——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1951年6月20日，化名吴博哉的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他还交代了另一个主谋：副处长雷恒成……
此刻，这封从北京辗转而来的检举信就摆放在马益三局长的面前。杀害李大钊烈士的主谋之一吴郁文已被依法镇压，而另一主谋雷恒成显然已潜逃到了上海。上海岂是他的藏身之地？哪怕钻进地洞也必须把他揪出来。
想到这里，马局长站起身，脸色严峻地对警卫员下令：“请六股股长王天杰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
目标清晰，却查无此人
当王天杰股长来到马局长的办公室，马局长只是把那封举报信递给他看。这封信王天杰看得很慢也很细，当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抬起头对马局长说：“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尽早抓获雷恒成。”
马局长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我给你3天时间破案，能完成任务吗？”
王天杰一个敬礼，“一定完成任务！”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此时，天色已暗。
鲁全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接受任务时的情景：那天傍晚，他从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见王天杰股长已经在等他了，把信交到他手里。
李大钊是谁？年轻的鲁全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可是检举信中的内容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不由他义愤填膺。他的心在滴血，想到“南陈北李”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酷刑中坚贞不屈，最终慷慨赴死，他愤怒到恨不得立即把主谋绳之以法。
图 | 李大钊
王天杰和鲁全发凑在一起商量着侦破方案：检举信里的线索指向一个路径和方向：“了明禅师”雷恒成；“卖卜”谋生；满口黄牙；一块从不离身的末代皇帝赏赐的金挂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只是马立斯路毕竟住着千家万户，雷恒成究竟在哪个门洞里？这就需要找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了解情况。
目标明确，鲁全发“蹭”地站起身，信心满满地根据检举信上的线索去黄陂派出所查阅户籍资料。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去，鲁全发把每一张户籍都翻看过了，并无此人，连户籍民警都说不知道辖区里有个叫雷恒成的。
结论自然是查无此人！
鲁全发不死心，他又在户籍登记中再仔细查找，突然，一个“赵志安”的人跃入眼帘。二者虽然名字完全不同，但年纪、籍贯、职业“卖卜”以及户籍照片与检举信里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样貌相仿。鲁全发心想，会不会雷恒生为掩盖真实身份用了假名？
据派出所民警反映，赵志安夫妇是从台湾迁到上海来的，因为年老体衰，几乎足不出户，对他的了解只限于户籍登记上的那些内容。
离开派出所后，鲁全发决定走访附近群众，请他们辨识一下见没见过有这些特征的以“卖卜”为生的老头？可是，虽然“猎人”鲁全发已然嗅到了狐狸的气味，但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居民，都说不认识有这些特征的老头。
天色已完全黑下来了，马立斯路周边少有行人。就在这时，鲁全发看见有位穿旗袍的妇女正走进一个门洞。他紧走几步，再次掏出照片询问。那位妇女对照片端详了许久，迟疑着说：好像见过这个古稀的北方老头，好像称自己是“了明禅师”，算命很准，平常很少和邻居来往，有时听见若隐若现的木鱼声从他家传出，好像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
谢过了妇女，鲁全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可是妇女的回答都带有“好像”“可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他觉得是时候正面侦查了。
巧改扮、识凶犯
第二天中午时分，鲁全发来到局里的仓库挑选衣物。在上午和股长制订的行动方案中，他觉得化装侦查是个好办法。雷恒成既然是个“卖卜”的，那他可以假扮成算命的人上门，这样才不至于引起怀疑。
但是，什么样的服装才合适身份呢？思忖再三，他选了件灰色长衫，一顶铜盆帽和一双方口布鞋，穿戴整齐后，便朝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走去。
鲁全发径自来到马立斯公寓46号5楼的“赵志安”家。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吃惊地盯着这个上门的陌生小伙子。鲁全发赶紧说明来意，他是来请了明大师算命的。老太太点点头，转身朝里面招呼了一声：“老头子，有人找！”将鲁全发引进了门。
鲁全发警觉地观察着四周，房间并不大，他一眼就看到有个老头坐在藤椅上，身形削瘦，脸色灰暗，但一撮山羊胡子却很醒目。
老头见了鲁全发，挤出一丝笑意问道：“小伙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他说话的口音是纯正的京腔京味，那一口黄牙却在张口间暴露了出来。
鲁全发回答说自己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想找先生算算命，测测自己的前途。老头“嗯”了一声，让鲁全发报上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念念有词。一忽儿猛地睁开眼睛道：“小伙子，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一是财运，二是官运。你不但能找个好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老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双运”，鲁全发心里有事，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此间，他已看得分明：老头的年龄、相貌、口音，连同他的黄牙都和检举信上列出的特征对上了号，可是，在证据不能一一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决不可以随便抓人，他明明看到老头的头颈里戴着金挂表，却无法验证挂表的内壳究竟是不是末代皇帝的御像？
他在动脑筋怎么才能让老头打开挂表？趁着老头喝水的间隙，鲁全发有主意了。他说：“谢谢你给我看下时间，我3点钟要去新闸路桥那里报名招工，现在走过去时间还来得及吗？”
老头很自然地打开挂表，就在那一刻，鲁全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末代皇帝的头像……证据确凿，老头就是雷恒成，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就在眼前。
鲁全发付了算卦的钱便离开了马立斯公寓，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局里。当晚，鲁全发和战友夏咸俊及潘澄一起去了雷家，这一次是上门对雷恒成实行抓捕的。敲开门时，他们看见雷恒成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当他睁开眼睛看到下午来算命的乡下小伙子此时却穿着警服，立刻都明白了。
在当地治保主任的全程见证下，鲁全发对雷家进行了搜查。
他们搜出了几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雷恒成的身份证明以及多张任职证明，有他在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及日伪时期的二等勋章等各种他辉煌历史的证明。此外，还有德国军刀一把以及五六块各式金挂表……
善恶有极，告慰英灵
1952年10月20日，对雷恒成的审讯正在进行。在雷恒成的交代中，他的这段叙述还原了当年的情景：“1927年左右，我在做侦查处帮办时，北京邮政局在信中发现有共产党员在俄国兵营里住，报告京师警察总监后，总监陈兴亚让侦缉处负责侦察，处长吴郁文派侦察科科长杨某负责具体工作，汇报，讨论，研究，有时我是参加的（看阅公文），因地点在俄国兵营内，抓捕时必须事先和外事团各国（美英日法德）交涉妥当，才准军警入内，约一个月，由外交部与外事团交涉后即让军警入内，逮捕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余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执行逮捕是由吴郁文和我带了四五十个警察执行的，抓来后把二十余人连文件带武器一道移送给警察所司法处审阅，审问后就移交法院了。后约有十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我留用了……”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和雷恒成率领军警执行张作霖发布的“四六”大逮捕命令。当时，吴郁文是总指挥，雷恒成是副总指挥，他们将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抓捕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有关那天的抓捕情况，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已记录在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之中。她回忆道：“4月6日的清晨，当父亲李大钊还在屋内写字，自己坐在外间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李大钊听到动静后，安慰了女儿几句，便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向外走去。“很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之后，军警们夺走了李大钊的手枪，进行搜身后将他绑起来拖走了。这个夺走李大钊手枪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雷恒成。以后，他还将那把小号勃朗宁手枪占为己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一共被关押了22天，受尽折磨，甚至被残忍地拔去了手指甲。临刑前，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完成了2700字的《狱中自述》，其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这篇革命文献是李大钊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一曲豪迈的正气歌。
李大钊慷慨就义时年仅38岁。那天，他和其他19位革命者行刑的绞架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的。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正常的绞刑时间是20分钟，而刽子手对他施刑竟然长达40分钟之久……
在审讯中，雷恒成对当年作为主谋之一杀害李大钊的事实供认不讳。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证实了雷恒成大汉奸的身份，明确了他谋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多名同志的犯罪事实，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执行了死刑。那天，鲁全发也在现场，他听到雷恒成还故作镇静地对执行民警说：“先生，待会儿打得漂亮点。”
今天，这段尘封70多年的往事被呈献在国人面前，它的意义无限，可歌而可泣。正如李大钊站立在绞架前的慷慨陈词一般：“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当鲁全发讲述完这段往事后说：“我亲手办了这个案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凶手的落网，彰显了正义和公平，也因此告慰了李大钊等无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魂。”
（原文刊于《静·安》2025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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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慧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微型小说协会副会长。热爱生活，关注生活，感恩生活，愿真实地记录生活中的点滴。出版有报告文学集：《死亡的天使》《人生广角镜》《江山如此多娇》《商海潮》《拐角有爱》《情动天府》《青草少之歌》《鱼翔潜底》及散文集《右岸·苏州河》《繁华深处》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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