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掌故 | 王瑜明：“柏德里9号”的红色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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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创刊于2021年，季刊。静安区作家协会和静安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刊名。既有名家之作、经典回顾，也刊登会员的优秀作品，旨在将文学情怀与静安的城市抒写相结合，彰显静安更具鲜明个性的文化软实力。

静安

“柏德里9号”的红色史迹

文/摄王瑜明

前几天，陪女儿参加学校寒假的少先队活动，参观静安红色景点，他们小队选择了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参观伊始，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址——石门一路336弄（柏德里）9号。柏德里，这是一条我住了整整16年的石库门房子弄堂，我住3号，就在9号的正对面。

从6岁到22岁，我一直住在那条叫“柏德里”的弄堂里。弄堂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条典型的石库门里弄。“柏德里”有两个入口，我们俗称它们是前弄堂和后弄堂。前弄堂在石门一路，后弄堂就在吴江路，也就是当年著名的小吃街。

一

对于后来的搬离，我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没去我家对门，柏德里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好好看一看。其实，那时我已经知道，那里是一个红色的有点故事的地方，但当时里面住着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寻常人家，也都一样品尝着石库门里的生活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柏德里”的每栋石库门房子都有前门和后门，我家住在3号的中厢房和后厢房，所以就从后门进出，后门正对着的就是9号的前门，我家的窗户，也正对着9号的窗户。在我的记忆里，9号那栋房子确实保护得不错。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漆黑的木头大门不常开。石库门房子在玻璃窗外，通常会再装两扇百叶窗，但由于“房龄”已高，我家的百叶窗早已不复存在，不过从我家望出去，就是对面红色的百叶窗。小时候，我也没发现9号和我家有什么区别，以前和小伙伴玩的时候，还总爱爬到半墙高的地方，开关对面的木制百叶窗玩。直到有一天，一群人带着“长枪短炮”来到了我家门口。

他们要干什么？这样一条弄堂有什么可拍的？我正纳闷着，他们来敲我家门了，难道要拍我们这栋房子？我们这里有历史？开了门才知道，他们是来借地方，要拍对面的9号。9号出什么事了？有什么故事？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外公外婆用金条顶下了柏德里3号底楼的中厢房和后厢房，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在此地的妈妈告诉我：“邓小平曾在9号住过，以前那里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原来如此！“长枪短炮”离开后，生活依旧恢复了平静。9号门口也没有挂任何旧址的牌，里面依旧住着居民，石库门弄堂里的生活依旧。因为居民一般都从后门进出，所以正对着我们的9号前门并不常开。偶尔有几次，黑色的石库门难得打开，我会跑去看看，里面确实普普通通，没有人会想到那里伟人曾来过，那里曾隐藏着惊心动魄。对于那段历史，当时的我们都知道得很少。我也多次问过妈妈，但她知道的也仅限于这些。

巧得很，后来，我在新民晚报副刊部工作，编辑的版面中恰巧有个专门讲老上海历史的“上海珍档”。一次，作者朱少伟投来了一篇稿件《昔日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寻迹》，文中讲到了当年的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即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属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及时听取汇报和解决问题。邓小平则常夜以继日地在此忙碌，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邻居”的故事。看到朱少伟老师发来的照片中还有一张门口的照片，我激动地打电话告诉他，我住在他文中提到的地方的隔壁。后来文章见报后，我特地向家人推荐了此文。

更没想到的是，又过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在陪女儿参加红色之旅活动，参观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时，又看到了关于柏德里9号比较完整的故事。原来，曾经腥风血雨的时期，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室，也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斗争的心脏所在。

二

1920年9月上旬，邓小平（时名邓希贤）初次抵达黄浦江畔。上海，是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启航地，也是他一生中重要转折的起点，更是他与申城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之始。

1926年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根据党的安排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次年，邓希贤重新回到国内，又辗转西安、武汉后到上海。七年后再度来到上海，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担负重任的职业革命家了，名字也改成了邓小平。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即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身，当时秘书处的工作虽然十分繁琐，但却掌握着党内全部机要工作，是沟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枢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逆转，反共事件不断发生。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被迫进行秘密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危急，局势险恶。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瞿秋白为主要负责人。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也比较容易隐蔽。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至上海。随后，中共中央根据“八七”会议上制定的“造就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的要求，对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恢复、整顿和重建。

1927年年底，年仅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工作职责主要是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包括“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还负责“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并继续“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

根据很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回忆，在党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之后，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别人的住处。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肩负了重要的责任。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每天都要往返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处理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稍有不慎，不仅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

早在这一年的4月，中央秘书处曾随中共中央一道短暂迁往武汉，后因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又迁回上海。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何叔衡等到上海筹备迁户事宜，并指示江苏省委为中央机关寻找和租赁房屋。9月底到10月初，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全部迁回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即石门一路336弄9号）是最早建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联络点，也是中央特科在上海地区布建使用的重要工作点。

柏德里700号的这栋小楼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和我住着的对门3号结构很像：坐北朝南，楼下是客堂间，有前厢房、中厢房和后厢房，客堂的楼上，我们俗称“前楼”，也有前、中、后厢房。在当年则楼下用作客堂，楼上用作办公。这栋不起眼的普通石库门住宅，当年担负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一个重要机关的重任。1927年秋至1928年间，正值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整顿、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和恢复白区秘密工作，以及红军初创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务繁重，事务繁杂，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也被称为“中央办公厅”。

当时，为保证机关的安全，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户、写字间等形式出现，驻机关人员的公开身份必须与周边环境相适应。作为居民住宅，按照“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也以住家的形式为掩护，彭述之夫妇、黄玠然夫人杨庆兰、陈赓夫人王根英以及留法学生白载昆等，均以房东或房客的身份寓居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这里经常更换联络信号和警示物品，驻机关人员的公开身份，也必须融入周边环境，陈赓就经常化妆成工人。邓小平对于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去的时候，就穿资本家的缎子袍子，穿马褂，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他是同孚路柏德里700号的常客，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办公，和很多共产党员都在这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中隐蔽斗争，期待黎明的到来。

三

“中央办公厅”是当时党中央的“心脏”。1927年秋至1928年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也几乎每天都来柏德里700号办公。其间，正值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这里筹划领导各地的武装起义、整顿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和恢复白区秘密工作。中央各部和各地区的同志也经常到这里请示工作，凡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由邓小平处理，政策性的问题则由周恩来亲自处理。若有重大问题，则交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原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黄玠然时任《布尔什维克》编辑，他曾回忆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和各地区的同志都来请示工作。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处理工作是相互配合、并肩作战，两人是密不可分的。”

1927年，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编辑部设于上海愚园路享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这份24开《布尔塞维克》的刊物，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的论文，还有读者来信或追悼亡者的文字。每星期天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编辑部可谓阵容庞大，有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26人。白色恐怖下，《布尔塞维克》一直秘密出版发行，阐明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及时提出党的革命任务与斗争策略，在土地革命时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让身处水深火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明确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布尔塞维克》的稿件，都由中央秘书处派人送到这里做最后审定。随后，通过内部交通转给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毛泽民主管的印刷厂发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一度起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作用，成为指导、组织上海及各个地方进行早期革命探索和实践的核心机关。

1982年5月，当年曾担任过周总理秘书、时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的黄玠然来沪公干。得知消息后，在上海文管系统工作的夏顺奎立刻请他抽空一同寻访沪上革命旧址，黄玠然还约请了当年一起从事秘密工作的张纪恩等一起前往。“先到王家沙附近的柏德里，这是1927年至1928年党中央机关的接头地点。”夏顺奎回忆，然后一行人从黄玠然当时的住处锦江饭店出发，由近及远，一处一处来寻找。来到石门一路336弄弄口，向居民证实此处就是“柏德里”，进弄后黄玠然停在9号门口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前，经居民允许推门而入，楼上楼下走了一圈，一边回忆一边辨认，最终确认“就是这家”。

这栋小楼原来曾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看完这个故事，我不禁有些唏嘘。“柏德里”在2009年被拆了。拆迁前，已经搬离那里的我，特地回去拍了照留念。我曾天真地以为柏德里9号那幢楼会作为重要革命旧址被保护下来，可惜事与愿违，不过，如今在花坛里能找到这样一块碑，上面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遗址，石门一路336弄（柏德里）9号”，下面数行小字，介绍了遗址概况：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这里是最早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之一，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到这里办公，中央各部和各地党组织常派人前来请示工作。

上海的石库门里故事多，石库门里红色故事也不少，也算得上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这些年，相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不少红色史迹也正通过“遗址竖碑、旧址挂牌”，越来越多的红色资源正在被人们所了解。柏德里9号故事相对完整地整理后，我去了一趟兴业太古里，在这如今的繁华商圈里，我看到了柏德里9号如今的所在地，于个人而言，也算是有机会回了“老家”故地重游了一番。

（原文刊于《静·安》2025年秋季号）

责任编辑：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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