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声音 | 朱全弟：秋收起义98周年铜鼓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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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98周年铜鼓县见闻

文/朱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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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之地，江西宜春的铜鼓县，是一个西接湖南浏阳的偏远地方，总面积1551.94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了87%以上，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0余座，属于典型的南方山区。

民国二年（1913年），铜鼓随全国一律改为县制，铜鼓县籍籍无名。历史上，名声大震当推1927年9月11日，伟人毛泽东在此领导的秋收起义，一鸣惊人天下知。

时隔十年不到，1936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中，提到了自己在前往铜鼓县组织秋收起义时，路过的湖南浏阳铜鼓交界的地域，被国民党的民团抓到，最后机智脱险的一段经历。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经由地下党翻译的中文版在1938年出版。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知道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如今，在铜鼓县排埠镇离浏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毛泽东化险地”的纪念处，我去看了，一条河沟，水依然大，水中靠岸边的蒿草长得很高很密，此景颇似主席当年所述：“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一个水塘，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鞋穿，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我到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遇到的最危险的险情。

据今人多方考证，那是在毛泽东和潘心元走在江西铜鼓和湖南浏阳边界，因为没有跟上走在前面的两人，本应从排埠镇进入往铜鼓县城去，却走错路，误入浏阳县张坊镇，被民团抓住。早在1968年，铜鼓县就开始有组织地采访当年还健在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农民自卫军，包括为红军挑担子的脚夫和当地的农民，有知情的比较完整的珍贵叙说，也有一鳞半爪的碎片记忆，拼接起来辨认字迹打印整理。2024年9月22日，我第三次到铜鼓，正赶上他们完成了一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亲历者访谈录》，赠我一卷，爱不释手。

毛泽东是从安源赶过来领导秋收起义的。铜鼓在1926年就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条件比较好，鉴于此，毛泽东当时是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铜鼓的。据从安源过来护送毛泽东的易绍钦的儿子易梅生在1968年对来访者的回忆，安源矿党委书记刘义派其父易绍钦等三人“跟毛主席做警卫，路线和到达目的地只有主席一人知道”。易梅生其时在膏矿革委会政治组工作，他听其父讲，名义上是他父亲带路，实际上是主席引我父亲，主席对路十分熟悉。同去的有四人，贺尔康，还有一个潘××。另据参加秋收起义的张启龙回忆：毛委员、潘心源、周克明、刘建中一同去铜鼓，在张坊时遇到团防局的团丁拦阻，因为毛委员和潘心源都不会讲浏阳张坊话，团丁要把他们两个带到张坊去。当时毛委员身上有银洋，把钱往地上一撒，毛委员和潘心源就跑，毛委员跑脱了，躲在一条沟里用油草遮住了，潘心源同志被抓去了。还有一说，毛泽民也随哥哥毛泽东一起去的，并被抓住。他们一行共六个人，基本厘清，可以肯定。

主席脱险后，易梅生、潘心源和毛泽民先后被抓到浏阳，秋收起义后易绍钦被救了出来。解放后，易绍钦两次寄信给毛主席，第一次寄了五封，毛主席、肖劲光、刘少奇、李立三、滕代远。当时易梅生还小，其父请人代写，五封信的内容一致，主要讲易绍钦脱离革命后的情况。过了一个多月，中央派了一个同志来（当时易绍钦住在湖北蒲圻煤矿），问他：“有没有困难？有没有要求？想不想去北京？”

第二次是1962年10月寄的，在应城石膏矿，只寄给毛主席。这封信只讲了送主席去铜鼓遇难的情况，信是易梅生寄的，没有留底稿。主要是其父1957年退休，想拿100%的退休费，那时三年困难时期，易梅生感觉父亲的思想不对头，没有明讲，只侧面讲了一下，说家庭困难，要主席照顾一下。结果，中共中央秘书处很快回信，盖有公章，内容“你的信，主席亲自看过。根据你的情况，寄给200元作为生活补助”。

由此可见，主席是记得易绍钦的，是认可他的。不说大的，就说人品，主席是念情的，高尚的，同时也是有原则的。

主席在河沟里挨到天晚，上来后“遇到了一个友善的农民”，这个农民帮助了他，并且不肯留下名字。

1978年9月26日中午，《江西日报》姜惠龙副主任等四人，到陈九兴的胞弟陈祖明家中采访了他。陈祖明谈了哥哥当年接应毛委员的往事。2024年9月25日上午11时许，我在上海来铜鼓开办谷窖酒业有限公司的马引国老总的陪同下，采访了铜鼓县新四军及红色文化研究会和铜鼓县史志工作办公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亲历者访谈录》一书的两位执行主编王现国、林兆福。他们介绍说，他们也认为在众多回忆中，陈祖明的史料价值更高，也更可信。据他陈述，他的大哥名叫陈惟德（又叫陈九兴），是纸工会会长，到溜竹洞、紫茶坪一带避风，后来到了梅洞的黄源躁，在黄泥坳上做些零星杂事。主席是在张坊镇的陈家冲遇险后，在黄沙洞坳上遇到他的哥哥的，看到陈九兴，主席就抓辫子（头发）（暗号，意思说明是老党员）。两个人谈了好多话。当时他的哥哥看到毛主席（当时并不晓得是毛主席）是搞革命的，就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没有。陈九兴就到黄源躁上一家饭铺里搞了饭和菜给主席吃，并说：饭菜钱我会来出。

我是第三次到铜鼓，去排埠镇月形湾看过那个景点，毛泽东化险地，还有水沟里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福地”的字样。我很想再去排埠镇看看，溯源而上，去找浏阳、铜鼓的交界处。但是，我对当地的情况不熟。9月27日下午近3时，接上县政协副主席、《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亲历者访谈录》的主编刘选明，在车上，又见红旗飘飘的排埠镇万寿宫，一会进入浏阳境内，我们到达上洪蟹形村，山脚下，有河水流淌，田里金黄色待收割的稻子，炊烟袅袅，一幅农家悠闲的画面。

刘选明对于主席张坊遇险后的推断，十分精彩，有说服力。

主席在河沟里躲到天黑出来，衣服裤子全都湿了，身上还有泥浆，遇到从山上砍柴下来的农民陈九兴，就与其搭话。主席也是阅人无数，见他面善可以信任，参加纸工会的陈九兴也是因为躲避到这的，所以他断定眼前的人可能是革命的同志，自然乐于帮助他。主席给他钱，请他买饭和草鞋等，天快黑时，陈九兴为主席买来了饭和草鞋。当时主席问他名字，陈九兴始终没有说出，保持了警惕性。但是，他为主席指了往铜鼓去的路。主席到了排埠镇，去找旅店，当地人看他这个形状，就拒绝，说：歇不得。找了几家，都是如此。最后，主席走进一家客店，坐下就大叫：“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奈，只得让他住下。

第二天，按照陈九兴的指路，主席在9月9日下午赶到了铜鼓县的萧家祠。

陈九兴送主席到绞车岭，分手时主席说了一句：“我落了地方就会来信给你。”

过了一年，8月的一天，有个人来黄泥坳上问讯陈九兴的下落。日头下山时，这个人到了坑子里问：“陈九兴在这里吧？”想不到被问的人就是陈九兴。到了家里，来人要陈九兴舀碗水来，来人随后撬开雨伞顶，取出一张白纸放碗里一过，纸上的字出来了。纸上内容讲了主席和陈九兴相遇的事情，要他到井冈山去。第二天来人走了，说是到平江，回来再接陈九兴上井冈山。事后，陈九兴对弟弟陈祖明说：“共产党又要翻身了。”还问他去不去？弟弟回答：我没有老婆，去也可以。结果那个去平江的人一直没有回来。陈氏兄弟没有去成井冈山。但是，主席没有食言，也没有忘记，派人来接陈九兴上山，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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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被团丁抓住的一带地方，基本可确定，然而，有关这个过程除了主席本人对斯诺讲过，另外革命老人谢觉哉也有回忆，并称是主席在江西中央苏区时对他讲的。

谢觉哉回忆，主席是从长沙坐火车到萍乡去的，同行有毛泽民、潘心源，还带了姓易的。然后主席一行从安源煤矿到铜锅去，误入浏阳张坊，有这一说。但是，根据陈祖明说法：当时那里有守望队，守望队看见较杆里有东西有钱，要抢钱抓人，于是，毛主席等三人就走上洪、甘坑、黄石洞、黄源坳，遇险后才碰到陈九兴。这也印证了易绍钦之子易梅生的说法：“主席路十分熟悉。”

另外一位同行者潘心源，其实他的名字应为潘心元，是浏阳县委书记，他和毛委员一起从安源到铜鼓的。当时为了掩护身份，还带了一顶轿子。一行人被抓住以后，主席也说到了“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放了我”。1976年潘心元的遗孀周坤元老人证实，民国十六年中秋节的时候，潘心元突然从外面回来了，说起他和毛主席被团丁捉住了。毛主席从容镇定，毫不畏惧，潘心元急了，解差解他们走的时候，潘心元拿出一把钱往地上一撒，团丁们爱钱，就不顾毛主席了，拼命地跑去抢钱。四个人就开始一起逃跑，等团丁们追上来时，毛主席又拿出钱塞给团丁，等他们警戒放松，毛主席趁机脱险了。

此前，周坤元老人还说到自己的一枚金戒指给潘心元，也在那次撒钱时弄丢了。潘心元出生于浏阳北乡有名的富户人家，有良田300亩，祖父、父亲都是两代单传，幼年的心元备受家人宠爱。后来读书，1923年在夏明翰、田波的介绍下，入党走上革命道路，他有点钱也是合乎常理的。

毛委员去铜鼓在张坊遇险，没有按时到达，慕容楚强被派去安源看毛委员是不是改变了计划，去安源比较顺利，回到浏阳，慕容楚强被团防局抓住了。后来，与潘心元一起共事的慕容楚强说：毛主席由安源到铜鼓领导秋收起义，关于途中行进布置如下：由三团派在安源侦探消息的刘建忠、周克明当向导，主席与潘同志隔相当距离。到晚歇饭店，刘、周在进口的第一饭店歇宿，次日早餐后，毛委员和潘同志则望着店门外的过往行人，看见刘周过去后，即尾随前进。在饭店歇宿各住一间房，装作互不认识，互不谈话，如有询问时，只说在前面路上相遇同行。慕容楚强描述毛委员在浏阳张坊碰到团防局检查一段，非常简单。刘周走在前面，遇到三岔路口，就丢树枝作为路标。被团丁盘问时，毛委员就同团丁谈家常，还拿了几块钱给团丁，并说：“我是一个做夏布生意的人，你们生活苦，这几个钱给你们。”接下来应该就是团丁的队长来了，不同意，于是就有毛委员在其他人的掩护下逃走，藏身河沟的草丛中。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

图片来源于“江西文旅发布”

关于毛主席在张坊遇险，慕容楚强在1978年12月14日对采访人员说了这样的话：“我讲的是实在的，是潘心源亲口告诉我的，现在有些资料都不真实，是捕风捉影写的。”

铜鼓县编写此书时，从办公室的抽屉里取出当年的卷宗，有些纸张一碰就碎了，还有的粘在一起，更有许多字迹已经无法辨认，编纂人员有时为了一个字要花四五天工夫才揣摩出来。

选明说，铜鼓是农民自卫军，虽有1200人之众，浏阳的工农义勇队只有700多人，但是，我们这里的农民不懂军事，没有出什么人。确实，前两天我去平江起义旧址参观，平江县出了52位将军，仅长寿镇一地就有张震、方强、刘志坚等12位将军。

后来失利，回师排埠镇万寿宫休整，三天两晚，主席苦苦思索，最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伟大构想的萌芽。

话说毛委员脱险后，从排埠一路艰辛走到铜鼓萧家祠，等待起义的队伍有了主心骨。当天晚上，在萧家祠的团部，毛委员以中央特派员和第一师师长的身份召开了排以上干部的会议，也为了欢迎毛委员到铜鼓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宰了一头大黄牛，其时很多人发了“摆子”病，又没有什么药，牛肉可以治疟疾。会后，在萧家祠的过厅里，摆了20桌，牛肉也发给了战士们。

第二天，秋收起义如期举行。

我第一次去铜鼓看了萧家祠，第二次整修没开门，这一次再去依然大门锁着，后来，有幸馆长亲自为我们开了门。萧永翁祠堂很大，里面有两棵百年以上的老树，上下两层楼，一个过厅通到门口，20座放下没问题。2024年9月下旬我在铜鼓小住五日，马总和我去平江起义旧址时，在高速公路上看见“张坊”的指示牌，车子到达浏阳市张坊镇上洪社区上洪片蟹形组，王首道故居的村口路边，看了王首道的事迹展览，主席在张坊遇险被民团抓住和躲藏的地方还是没找到。

回沪后，在网上看到湖南日报记者张俭之先生一文：《94年后，我终于读懂了毛泽东张坊遇险》。他在2021年秋天实地踏勘了张坊那个水塘，树木依然茂密，水塘已经干涸，张在文中说到，他请了湖南党史研究院院长过来看，院长说：就是这个塘。

至于张之俭先生说，当时毛委员遇到的农民是张坊的，叫彭木匠，不是那个什么陈九兴，关于彭的故事有很多，张没有讲下去，留了一个谜。不过，张文认为毛委员遇险是9月8日，当晚在彭铁匠家中住了一晚，第二天到排埠镇，这样算下来，赶到铜鼓萧家祠是10日下午，次日秋收起义举旗。

11万铜鼓人民，解放后只有7万了，有许多共产党人、红军以及家属，在奋斗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98年过去了，今天的铜鼓有了新面貌。

（原文刊登于《静·安》2025年秋季号）

责任编辑：杨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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