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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热点 | 徐锦江:我与愚园路:家园的回归,街区的探寻

地址:        开始时间:2026-1-27 9:34:22

结束时间:2026-1-31 9:43:21

《静·安》创刊于2021年,季刊。静安区作家协会和静安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刊名。既有名家之作、经典回顾,也刊登会员的优秀作品,旨在将文学情怀与静安的城市抒写相结合,彰显静安更具鲜明个性的文化软实力。




【编者按】梧桐掩映的愚园路,如同一座露天的时光博物馆,海派建筑与人间烟火在此交错共生。从历史风云的见证者到当代生活的承载者,这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始终保持着迷人的呼吸与温度。《静·安》2025年冬卷是愚园路专刊,多位文化名家为愚园路撰文。在他们的笔下,从地理坐标到情感归处,愚园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卷活的街区史。本期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徐锦江先生执笔,讲述愚园路的前世今生,解读“梧桐深处的城市密码”,探寻城市更新中家园的恒久温度。让我们随文字一起,在冬日里走近这条路的肌理与呼吸。


静                    安

我与愚园路:

家园的回归,街区的探寻

文 / 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摄 / 周 馨

梧桐深处的城市密码


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

许多上海马路也可以这样言说,但要通过大量的文献和实证形成一个完整有深度的证据链和叙事结构,却非易事,而这,正是我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事。这条路上发生过什么事件影响到了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条路上哪些人可以纳入中国近现代人物谱系和上海城市文脉,哪些人物与历史事件有过紧密互动和牵扯,或者参与并影响到整个城市历史的塑造;作为一个位置和地方,这条路在整个城市空间形态中具有什么独到的价值和意义;这条路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在这条路的形成过程当中,沉淀和折射出了什么样的历史精神和城市品格;在经历了风云变幻后,作为上海人、上海生活、上海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条路上的居民又如何在时代的漩涡中慢慢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文化教养和身份认同。要从问题出发,通过文献梳理、细节考证、原始叙事,观察与分析,寻找历史的答案,给当下和未来以启示。

思考的细则首先是还原日常历史。希望通过反映当时人真实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以及精神世界,无限接近历史的原生态。过去的人并不是几行字,他们也是一分一秒过日子的,每天也要吃喝拉撒,也有喜怒哀乐,宏大叙事背后,真实的日子究竟如何,这可能是在用各种当代史的观点解读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的问题,回到生活的常识,比如那时候大街上的汽车究竟是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现在大家使用的抽水马桶和煤气灶是何时引进和普及的?今天习以为常的门牌号码当年是如何编制的?当年的物价水平究竟如何?建筑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许多熟视无睹不以为然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有趣并且值得好好探究的。哪怕百年历史,也可能有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层叠的过程,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愚园路在开路之初,发展之中和今天所见,其实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或许,我们能在一条马路的生活场景中有所发现。将165年来发生在愚园路上的大大小小历史“碎片”拼接起来,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轮廓描述中,我们可以基本了解愚园路从一个江南郊野水乡逐步蜕变成当下网红休闲街区的过程,从中真正获得意想不到的“历史感”。

第二是概括地方特征。1949年前愚园路的地方特征和文化特质可概括为:郊野水乡、越界筑路、沪西歹土、新里文化、街区商业;1949年后的愚园路则可分为军区文化、悲情年代、生活美学街区、网红打卡马路四个阶段。除此之外,愚园路还是一条“文学中的马路”“钢琴声中的马路”。


郊野水乡

一篇落款为1932年12月28日夜静,题作《愚园路之夜》的随笔描写道:“这是一条躺在沪西的几乎被娱情声色的沪人所遗忘的幽倩的道路。那儿有令人窒息的幽静。蝉蛙争鸣般的喧嗔,尤其是到了这醉人的夜晚,那些都市的爬虫都睁大着眼睛出来的时候。首尾衔接常常绵亘下两三里路,然而这呼呼的声音,和难以使用到的一两声喇叭,总冲不破两旁美妙的甜静。”由此可见,即便到了1930年代初期,东边地标百乐门未建之前,愚园路,尤其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以西地区,当年仍近乎岑寂的郊野。静安寺以西区域原来都是城市化不充分的江南水乡,附近流经的水系有南北向的田鸡浜、西芦浦、丁浦,路北东西向的姚家浜、清水浜,路南东西向的涌泉浜、诸安浜等十多条河流。西芦浦上有康家桥、严家桥、梅家桥、余庆桥;清水浜上有矮凳桥、老人桥;诸安浜上有唐家桥、古安桥(圣堂桥)、堰桥、万安桥(板凤桥)和三泾桥。可谓蛙声一片,水网密布,桥梁纵横,舟船荡漾,故西人常以为郊游之地。


越界筑路

顾名思义,就是租界当局越过原有租界界址修筑的道路。从1860年代起至1920年代,两租界或以军事原因,或以开设、维护公园和跑马厅等休闲场所名义越界筑路。工部局或公董局设置巡捕对这些道路进行管理,竖立电杆,钉定门牌,维护治安,向沿路居民征税,使得这些地方成为租界的附庸。公共租界“章鱼触手”式的“路权殖民”和法租界“藤蔓缠绕”式的“精致渗透”,使这些地区从农田变成“越界飞地”,成为殖民者“以路拓土”,进行隐性权利扩张的手段,当时的媒体称之为“马路帝国主义”。到1920年代末,公共租界面积33503亩,法租界面积15150亩,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面积却达47540亩,比同期的公共租界面积还要大14073亩。越界筑路地区成为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的“准第四界”,也就是鲁迅先生去掉“租界”半边含蓄所称的“且介”。除东边一小段划入租界外,愚园路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成为公共租界“西进走廊”的重要一环。该地区一般马路属工部局巡捕房管,弄堂内和背后的腹地则归中国政府管,形成“一条道走东西,两边路故事多,治权常常三分,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的特点。租界、中国政府和地方势力三足鼎立和角逐,形成“三明治夹层”的治权结构。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如同上海城市的“疤痕组织”,既是民族耻辱的印记,也是现代性成长的沃土。越界筑路的愚园路,正处于城市化与原始乡村的暧昧界面。


沪西歹土

“歹土”一说最早见于《大美晚报》。从1939年起,日伪势力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舞厅、毒窟、赌场、淫窝、夜总会,加上军统、悍匪,特别是汪伪特工组织“76号”带来的暗杀、抢劫、绑票、勒索,生生把这里变成了魍魉世界。《大美晚报》在列举大量事实后,将此称为“沪西歹土”,愚园路无疑是沪西歹土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条。美国学者魏斐德曾高度概括说:“沪西无主地带—歹土的非法娱乐,既是对无法摆脱的社会紧张感的暂时逃避,又是一个分裂城市在外人统治下溃烂的持续标志。”也因此,它在这一特殊时期同时成为“谍战乐土”,不仅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军统、中统、日宪、76号汪伪特务活跃异常,共产国际乃至各国情报组织和人员也视其为理想穿梭场所。多重管辖所造成的“无法无天”,似乎是一次特殊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治理的灰色一面。


新里文化

上海早期的典型住宅建筑形态是石库门,但1930年代后,在一些后发的城市化地区,旧式石库门建筑逐渐演变为新式石库门建筑,乃至为新式里弄住宅所迭代。愚园路因属越界筑路地区,最初地价较租界低廉,治安却较华界略胜,因此吸引了许多人买地造屋,逐渐形成风格不一的建筑和毗连状弄堂,最终成为以具有现代居住条件的新式里弄为主、间杂公寓和花园别墅的住宅区,其密集的新式里弄和居住其间的中产阶层逐渐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比如,从“交通马车”夜行扰民引起沿途居民投诉导致官府告示夜市结束时间到章荣初的“中央印染厂”机器噪音引起周围邻居投诉导致工部局封锁的案例,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环境意识;从陈存仁买卖土地和精算师租地众筹造房的案例,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商业意识和投资意识;从静安寺汉奸和尚案、百乐门汉奸股东案和愚谷邨居民抗捐事件,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民族意识和法治意识;从蔡季襄携子弹库帛书到上海寻找高清拍摄,到郑振铎先生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古籍的案例,可以看到当时愚园路市民的文化意识和国家意识。沿路至今犹存的愚谷邨、涌泉坊、柳林别业、四明别墅、中实新村、文元坊、749弄、1132弄、桃源坊、瑞兴坊、新华村、联安坊等弄堂在上海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些承载着新式生活方式的弄堂,成为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海派文化发源地。愚园路的上百条弄堂和数千幢私家小楼,造就了迄今“中国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


街区商业

愚园路处于城市东西向发展的中轴线西端,但并非像南京路、霞飞路那样的中央商业区。因是人口逐渐增多的住宅区缘故,愚园路的商业主要是配套居民的街区商业。新中国成立后,街道两边仍是小店林立,服务齐全,弄堂口有许多流动或基本固定的小商小贩,烟火气、商业气、居家气浓郁。从愚园路及其周边的商业业态看,几乎囊括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环节。卢汉超先生认为:“对于上海人而言,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是在步行可至的街区内那些微小却又充满生机的商业和活动,而不是以外滩和南京路为代表的那种令人目眩的生活。”街区居民华洋杂居,以中产为主,这是根据统计得出的结论。愚园路住户籍贯主要是浙江、江苏和广东,一部分来自海外,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


军区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的愚园路相对比较平静。由于没收的大量“敌产”和“伪产”都归属华东军区,以及后来的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部队机构和干部使用,愚园路也染上了浓重的军队色彩,如“洛公馆”江宁大厦先后被华东军区后勤油料部、“南京路上好八连”和“连史馆”使用,卜内门高级宿舍区内的花园别墅居住有南京军区司令员等部队高干,包括涌泉坊、岐山村、柳林别业、749弄、838弄弄口的许多花园别墅都成为军区干部住宅和后勤部门住地,尤其是愚园路镇宁路一带,影响特别明显。


悲情年代

在艰难探索时期,愚园路一带可谓重灾区,几乎每条弄堂都有人家被抄家,事后有人了解到,从愚园路一条路上抄家没收的各种金银细软,甚至超过了某一个区。游街、武斗、贴大字报、戴高帽子等现象屡见不鲜。著名书画家白蕉先生在单位被划为右派,挨斗示众,回家爬楼后倒地身亡。区域内发生了很多著名的文化人自杀事件,包括傅雷夫妇、顾圣婴一家三口,都在上海的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生活美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市更新的初级阶段,愚园路沿街受“破墙开店”热潮影响,出现了违章建筑蔓延、公共景观封闭、历史风貌掩蔽、商户萎靡不振等问题。但总的来说,仍是西区一条有历史感的幽静马路。自2015年开始,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愚园路开始了城市更新,一期改造多节点、分批次打造公共景观,老店整体升级。2017年开始的二期改造自下而上微更新,注入艺术化内容,主力商铺落地。2019年开始的三期改造由路至弄,推进到社区治理,街区、社区、园区三区联动。以“生活美学街区”为目标,愚园路形成了“历史起源”叙事和“潮流开端”叙事结合的原真性街区新形象,向时尚、创意等产业发展的方向基本明确。


网红马路

2019年以后的五年,愚园路街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负责愚园路商业运营的文化公司在2021年开始街区品牌升级改造,成为“网红”化运营的开始。尽管已消失的“好久不读”书店、愚园百货公司、愚园市集、愚巷、愚见、弘基“口袋公园”和老伯伯内衣店、飞哟画廊、凯莱克斯灯具店的存在已具备网红萌芽,但其真正被“引爆”成为网红马路则是在2020年疫情以后,标志是弗兰克牛排馆变脸为网红店Ribonecafé。潮流门店频频更换“新皮肤”吸引人群打卡。LV快闪店、米哈游游戏活动加剧了愚园路网红色彩,直至在万圣节达到高潮。作为样本,“永恒的街道,快闪的景观”被学界称之为“网红化新型表皮主义”代表。今天的愚园路,“时尚而不失厚重,潮流而不失烟火”。

愚园路还是一条“文学中的马路”。愚园路上的文学痕迹,以张爱玲为原点,其最崇拜的两个作家林语堂和张资平,都曾经住在靠近愚园路的江苏路上。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庐隐住在离她不远的愚园坊。庐隐的成名作《海滨故人》发表于1923年,时间比张爱玲成名还早10多年。庐隐写北京和上海两地生活,张爱玲则写香港和上海。当年的愚园坊有一个文化圈,庐隐、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现代文学史专家刘大杰三人相邻而居。张爱玲处女作的发表地《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住在愚园路608弄文元坊,张爱玲正是通过上门求教发表了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并就此走红。在此区域居住或将此作为书写空间的作家,有茅盾、周瘦鹃、林语堂、郑振铎、庐隐、张爱玲、施蛰存、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小白等,上海历史上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繁花》和《千里江山图》中都出现了“愚园路”字样。张爱玲的《色·戒》原著中王佳芝上了黄包车后说的是“去愚园路”,小白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封锁》则完全以愚园路为故事发生场景。作为所选择的城市地域空间,林语堂凝神的声音场所、张爱玲游荡的周边街道、王安忆有虚有实的弄堂、金宇澄的“火灾”电影院、小白的“甜蜜公寓”,都生动再现了愚园路丰富的“地方性”和“场所感”。这种“地方性”和“场所感”可能是早年近乎郊野的自然与岑寂,可能是越界筑路的吊诡和离奇,可能是沪西歹土的逃避和溃烂,可能是马路两旁大雅大俗的市民气,可能是弄堂深处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在最近的当下,还可能是在急速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中的紊乱及尴尬,但最终都变成了文学资源。愚园路作家群丰富的“地域意识”共同建构出了一条“文学中的马路”。



“钢琴声中的马路”或许是愚园路的另一张名片。1990年代,行走在梧桐树下的愚园路,时常会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钢琴声和唱歌声。愚园路最早的钢琴缘,可以追溯到工部局乐队时期。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华人钢琴家董光光,师承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黄贻钧曾经是工部局乐队的首批华人演奏员,他们都住在愚园路上。工部局的另一位指挥富华,也曾经住在愚园路和村,教过不少学生。也因此,愚园路的钢琴缘源远流长,1949年以后声名鹊起的有傅聪、顾圣婴等。

第三是折射城市空间格局与海派文化,丰富上海历史。写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将此作为上海史的一个特殊个案,丰富上海城市发展史。上海最初的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完成是在1910—1930年代,1930年代上海的繁荣无疑主要体现在东西中轴线上,而处于东西中轴延长线上的愚园路的形成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社会的一个极好缩影。在这块曾经以江南农耕文明为主的土地上有过佛教静安寺和私家园林申园、西园、愚园,以及聚族而居的宗屋大宅,随着公共租界的西扩,私园和宗屋最终因地皮腾贵而消失在现代房地产业中,以这条路串联起的周边地区诞生了西方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兆丰公园、圣约翰大学、汉璧礼西童公学、救火会、西人墓地、百乐门、毗连式新式里弄、公寓、花园别墅,出现了宗教团体和各类自发组织,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社会网络,随着居住区的形成,慢慢酝酿出一个渐近成熟的市民社会。后发的愚园路作为一个阶段和路段,其作为江南水乡的地理特征最终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浪潮所吞噬,成为现代上海市区的一部分。如果拉长时间线或者放大它的空间,愚园路确实能够见证上海这座城市现代版图的建构过程。

近年来,城别史的研究与写作跃入人们的眼帘,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甚至孟买、威尼斯、伊斯坦布尔都有相关专著出版,中国作者也开始为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台北等城市写传,相比而言,切口更小的上海“马路写作”热潮形成非常独特。伴随着“建筑可阅读”活动和Citywalk、city-in流行,马路深入人心,但真正有深度的路史研究却不多。“上海马路丛书”和《愚园路通史》可以归入微观史、社区史、生活史研究范畴。路史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地方性的写作,一种城市的“乡土”写作。出生于愚园路的我,记者、作家和学者的三栖优势,进行建立在尽可能扎实的基础史料和跨学科研究基础上的非虚构写作,可以说耗尽了十年愚园路专门研究的“家底”。

城市更新既要让市民记得住“乡愁”,也要找得到“未来”。

普鲁斯特在《斯万之路》中说:对于一个特别的形象的记忆仅仅是对一个特别时刻的惋惜;而房屋、道路、林荫路——就像岁月一样,须臾即逝。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街道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人和地、人和人的连接又是什么?街道曾经为交通而设置,但是在今天,街道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相对面来定义:相对于田野代表农村,街道代表城市;相对于乡间小道,街道是城市通衢;相对于天空,街道是地面;相对于室内,街道是室外;相对于地下交通,街道是地面交通;相对于隐私空间,街道是公共空间;相对于大型商场,街道是街边小店。街道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在街道上涌来涌去的人流,就是血管里奔腾的血液。地铁的发展成为城市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有些街道变成了人行道或者限时人行道,有些街道变成了人群集聚的网红街区,这意味着地面街道的交通功能在逐渐递减,而展示功能却在不断递增。与之相伴的是街道作为城市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场景,正成为一个流动的剧场,一个表演的舞台,在这个剧场和舞台上,人们流动、迷失、游荡、邂逅、作秀、融入、冲突、和解、互动,创造潮流、趋赶时尚、展示自我,激发活力,充分体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大城市。而这一切,都会通过一条条马路街道折射倒影出来。未来街道又会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汽车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如果哪一天人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无人驾驶和空中公交,或者,居家办公越来越流行和普及,街道又会是什么?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马路街道是日常起居的中心。如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林奇所说:马路写作是将“特定的空间、道路、结构和物质遗迹从城市内部的混沌的统一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变成独立存在”。俄裔美国学者S·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说:“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怀旧的电影形象是双重的曝光,或者两个形象的某种重叠—家园与在外漂泊,过去与现在、梦境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倾向。过去变得比未来更为难以预测。”“全球化激发出对于地方性事物的更强烈的依恋。与我们迷恋于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现状对应的是,程度不亚于此的全球流行病般的怀旧,这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冲突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对地方性的召唤;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乡愁寄托和家园记忆;在不确定的社会转型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身份确认和精神锚锭;在走向未来的城市梦中,“上海马路写作”是一种空间建构和集体畅想。愚园路作为上海的一条特色马路,可以浓缩城市空间、殖民权力、市民社会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互动。对每一条马路的历史复盘,可以拼接起整个城市文化,一条条马路累积的分量,就是上海的重量。

路,是城市的交通,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辙痕,它一直在记录,在诉说,在散发它的魅力。时间并没有流失,它只是凝聚在了历史深处。千条路,万条路,世上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家的路。



(原文刊登于《静·安》2025愚园路专刊

责任编辑:杨晓晖




作者简介



徐锦江,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化》杂志社社长、社科院“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历任《申江服务导报》主编、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已出版愚园路相关著作四本,《愚园路传》待出。另著有《上海城记》《流言研究》《陆俨少词典》等。



信息来源:静安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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