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创刊于2021年，季刊。静安区作家协会和静安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刊名。既有名家之作、经典回顾，也刊登会员的优秀作品，旨在将文学情怀与静安的城市抒写相结合，彰显静安更具鲜明个性的文化软实力。
静 安
那些时代深处的红色风云
文/砥石斋主人
龙华千载仰高风
愚园路庆云里31号，1930年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的秘密机关。周恩来、林育南等中共领导人频频出入其间。
轻轻的三下敲门声。
这是暗号。门刚微启。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裹着围巾，墨镜遮脸的中年男子便敏捷地闪进门来。
“谁？”胡毓秀警觉地问。
“小鬼！连我都不认识啦。”男子摘下墨镜。
“参谋长！”胡毓秀兴奋之下，脱口而出。
“小鬼！这里不好这么叫的。”男子摇摇手，又将食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邓演达
来人是周恩来。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是周恩来亲自批准胡毓秀参加起义部队，并在参谋团工作，周恩来当时任参谋长。
“我知道了。”这一阵，在这里工作的胡毓秀真的是眼花缭乱，真假莫辨。这幢三层石库门房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正常的家庭，但它实际上是中央特科一科特意安排，让林育南化名“李敬塘”的皮货商租用下来的。31号藏在支弄笃底，是一排房子中面积最大的，门幅虽不宽，但异常高拔，半圆拱门中间嵌有两个对称的仿罗马柱，进门还有几级台阶，虽非豪门花园，但能租下整幢房子，也非等闲之辈，有钱人的排场是必须的。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以及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团体的代表在沪组成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秘书长的林育南兼任“苏准会”秘书长。会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临时常委会的秘密活动机关。林育南是“一家之主”，胡毓秀和林育南爱人李莲珍以姑嫂相称，化名李星月的李平心则是胡毓秀的爱人。“四·一二”以后，党中央机关转入地下，1930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可谓风云激荡，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央高层路线斗争也异常激烈，6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坚持“城市中心论”，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在“左”倾冒险主义推动下，全国纷纷发动武装暴动，但纷纷以失败告终，国统区内的党组织因组织暴动而暴露，先后有11个省和武汉、天津的机关受损，7月，江苏省委在南京发动兵变失败，与此同时，各路红军也在这种瞎指挥下遭受惨重损失。上海党中央的生存环境也异常险恶，为安全起见，进进出出的人都以亲戚相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紧急派瞿秋白和周恩来从苏联回国。9月，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停止了城市暴动计划。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央工作。但11月至年底的一段时间，王明攻击瞿秋白，罗章龙带领一部分人进行分裂活动，要求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立即离开领导机关，对他们进行最严厉的纪律制裁。何孟雄等另一部分共产党人则对共产国际米夫和其扶植的王明等人表示不满。
林育南是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曾任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长得一表人才，且为人精明果断，灵活机敏，遇事沉着冷静，善于应对。虽是“一家之主”的皮货商，却时而打扮成衣冠楚楚的学者名流，时而装扮成衣衫褴褛的工人回家，经常让胡毓秀大感意外。有一次，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闯进屋来直奔洗脸池，胡毓秀一把没抓住，待流浪汉洗了把脸回转身来，胡毓秀惊讶地发现竟是林育南。
“小姑，我的变脸功夫怎么样？”林育南笑着说。
“姐夫，你可以去演川剧了。”胡毓秀忍俊不禁地回答。
每天，他们都在这样的形势底下机智巧妙地跟国民党特务周旋。
愚园路四八三弄12号
庆云里靠近静安古寺，从梵皇渡路和海格路交汇的愚园路往西走，百乐门那时还没有开张，美容一条街也还没有形成，北面还是一块闲地，南面沿街面却有五洲大药房、静安笔店、林美食品号、沪西书局、涤美洗染商店等五花八门的商铺，颇显嘈杂，经过新华园，又是几家水果店、药店和文具店，从愚园路243弄进入，是和平路，这条路既是路，又是弄，可走通到南面的静安寺路，弄口有一家小饭店，弄内也有许多小店，从两边植有稀疏梧桐树的和平路也可以拐进庆云里，顶弧形的弄门石材框楣上有“庆云里”三个浮雕凸字，下面被“幼科徐肖圃医生”横着做了广告，外门立柱也没闲着，被一家信笺纸墨笔庄做了广告。门口自是蹲着几个瘪三不像瘪三，叫花子不像叫花子的闲人，过街楼朝路口的木窗半掩着，过街楼下少不了的一个修修补补的摊位。“苏准会”所在的31号妙在和平路上有不为人注意的后门，但它的正门却需要沿着东西向的庆云里走到底，再沿着南北向的庆云里走到底，再打一个回车走到笃底才是，而如果沿着东西向走过头，就会走到另一条叫连生里的里弄，也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从南北向的庆云里走出去，是愚园路259弄，又是另一个通道。259弄出口的愚园路沿街面，也有源丰恒南货店、盛和绍酒庄和当铺、洋服号、煤炭号、成衣铺、货栈等充满烟火气的商铺，还有上海市银行第一办事处和一家叫香港的商店。31号的隔壁是德济医院，再过去，是新新大戏院，弄堂里还藏着一家浴室，有无数条小路可以四通八达跑到大马路上。陌生人走到里面，时常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到了诸葛亮布下的八卦阵，就是熟门熟路的人，也不一定会知道31号里还藏着许多通到其他小路和隔壁弄堂的边门暗道。这个地方对于搞地下工作来说，委实太合适了，真正当得起“机关”二字。
“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
“敬塘，把你的货色拿出来看看。”周恩来走进二楼的一间厢房，对起身迎上前来的林育南说。
林育南从大橱里的几件裘皮大衣夹层里取出了草拟的文件，摊到桌上。
“维汉、弼时、代英、稼祥他们也都在，我把他们叫下来吧。”
“好，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章龙也来过，但好像在生什么气，又好像在忙什么事，没说上几句就不辞而别了，锡根总跟在他屁股后面。”
“秋白来过没有？”
“来过，但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好像还在做一些自己的翻译工作。老向也来过，但你知道，他对这些文字工作没有兴趣的。倒是李求实，还有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这群左联小青年常来帮忙抄写跑腿。”
“哎……”周恩来叹了口气，随即吩咐道，“你让星月把笔墨拿来，我们边讨论边修改。”
“好！”
随即，一桌人对“苏准会”起草的“一苏大会”文件，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经济、外交、肃反等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群众的策略》等草案，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款，开始了细致的讨论。
1931年11月，这些文件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早在该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强行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撤职，王明直接进入了政治局。1月17日，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和左联五烈士相继在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开会及活动时被捕，随即被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2月7日，被枪杀在龙华，即“龙华二十四烈士”，难友题壁诗云：
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样红。
至于他们究竟如何被发现被捕，至今成谜。清楚的是：林育南和何孟雄是反王明的。
愚园坊：邓演达在这里被叛徒出卖
每当路过愚园路483弄愚园坊，便会想起那个留在烈士名单上事迹却逐渐被时间湮没的壮士，想起1931年8月的那个天气渐凉的下午。弄口不远处那两株盘根错节的前梧桐树时代的皂荚树还依然活着，当年被捕从树前走过的壮士却死了。升华到天空中的枝桠上的齿叶，黄了又绿了，现在正是绿意盎然。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倒下过多少有思想的仁人志士。除了红色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也是泛红阵营的一部分，共产党的成功，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这些进步的民主人士正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孜孜以求。
从欧洲回来“准备牺牲以赴”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拟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教育政策，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从较远的将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平民夺取政权，则必能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生产，实行产业社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过渡的经济组织，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主张》堪称“第三党”纲领，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前程、奋斗目标和革命手段，以及具体实施的方案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既表达了邓演达本人的思想和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全体的共识，在当时的社会上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政治主张一旦成为组织共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并享有崇高威望的邓演达便开始通过黄埔军校革命同学会和陆军学校、保定军校出身的军人策划反蒋军事活动。为了培养干部，专门举办了培训班，只等训练一结束，邓演达便准备亲赴江西的陈诚第18军驻地发动起义。
那天，邓演达来到愚园坊，这是一条建造于1927年的新式里弄，20号是他保定军校同学任援道的住所，邓演达借此作为活动地点，给培训班讲课，却不料被听课不到半小时就伪装肚子疼出去买药，结果溜出会场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的叛徒陈敬斋（此人解放后被枪毙）出卖，一同被捕的还有11人。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人通缉，随鲍罗廷一行前往莫斯科，与第三国际、联共（布）负责人接洽，并见到了斯大林，据曾亲自陪同邓演达到克里姆林宫会谈的章克回忆：
斯大林同邓演达会谈，从晚上八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钟，并给了邓演达难得的礼遇，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一直把他送到外面的门口，在会谈中，斯大林曾建议把邓演达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演达坚决反对，因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斯大林对此并不介意，只是简单地回答，这可以让共产国际设法安排。由于斯大林的意见并没有被邓演达所采纳，从此斯大林对邓演达产生了成见。
随后，邓演达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邀请，向学生作报告，讲到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跺地板起哄，邓演达认为苏联并非久留之地，并担心苏联会对他的人身安全做出不利行动，遂在一个深夜，由俄国朋友护送离开莫斯科，奔向俄国的南部，穿过高加索，经过土耳其移居德国。
邓演达和随后也来到柏林的宋庆龄过从甚密，在柏林期间，邓演达不仅自己博览群书，还花很大的精力帮助宋庆龄提高汉语水平。因为宋庆龄在上海读的中小学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宋庆龄15岁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因此英语水平比中文水平高很多，她深感提高汉语水平的迫切性，便利用隐居德国的机会，请邓演达做家庭教师，帮助提高汉语，通过邓演达的指导，宋庆龄的汉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自然竭尽全力营救老师，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一再宣称的不求助反动当局的声明，忍辱负重，亲自到南京，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陪同去找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耍花招，把事情推在何应钦身上，何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
庆云里31号“苏淮会”秘密机关遗址旧照
经过多次周折，宋庆龄终于打听到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便于11月25日再次专程来到南京，终于见到了邓演达，革命战友加师生之情，两人挥泪而谈，情景悲壮。蒋介石本就对邓演达怀有“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心理，据说邓演达被押解南京时，蒋介石问闻讯前来的谋士戴季陶对此案的看法，戴谋之曰：“可怜的只是这班黄埔同学，他们脱离了共产党，在彷徨歧路上又加入了第三党，他们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的目的，不过在谋集中自己同学的力量，以求生存，结果却被人利用，这都是由于邓演达的阴谋，想借黄埔力量，谋叛党国，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蒋介石深以为然。席间，谈到国内局势时，戴又说：“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
此番话，说到了蒋心里，蒋介石心里清楚，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两广及其他派系都不可怕，只有邓演达在其支柱黄埔系军人中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都深孚众望，被捕后又宁死不屈，邓如上台很可能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是自己要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因此下决心在下野前杀害邓演达。得悉宋庆龄插手邓案，生恐夜长梦多，难以收拾。
1931年11月29日晚上，蒋介石离开南京前，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茅屋里，说要把他移居汤山，汽车开到半路，又诡称汽车故障，要他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响起，邓演达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的血泊之中。
邓演达出身农村，一直关注农民问题，有丰富的从军经历，随侍过孙中山，经历过战场的生死考验；吃过洋面包，考察过俄英法德意土印伊拉克等欧亚大陆国家，甚至尝试过北极圈探险旅行，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博览中外群书，且勤于思考中国道路，很接地气。资历不浅而年富力强（按现在选拔干部的标准，履历堪称完美）。可惜一代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英豪，因为自己的坚定信仰，竟然惨死于枪口之下，年仅36岁，痛哉悲乎。
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口中得到邓演达被害传闻后，第三次赶赴南京见蒋介石，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和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介石沉默不语，宋庆龄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闻之勃然大怒，一把掀翻茶几，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返沪。连夜用英文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宋庆龄宣言，译成中文，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开宗明义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从此和国民党决裂，不再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宋庆龄政治生涯中的重大里程碑。
“苏淮会”秘密机关遗址 周馨摄
至于邓演达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常特别。早在第一次赴德考察时，邓演达就和朱德成了知心朋友。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邓演达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他们并肩战斗，协力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择生，是邓演达的字，他选择的生命之道，尽管短暂，却名列中华民族英烈谱。
过街楼：茅盾、瞿秋白讨论《子夜》
文人气质但最终以革命者定格的瞿秋白和很早就参加共产党组织，最终却以文著名的茅盾其实声气相投，当年可以说是莫逆之交。砥石斋主人根据史料描写了他们当年的交往：
时过境迁，一晃三年过去了。
“请问，有一位何先生住在这里吗？”
“没有！”房东太太还没把门全打开，便不耐烦地回答，随之准备关门。
“有的有的。”之华已经听出来人的声音，赶紧往楼下跑，“这里有姓何的”，来到大门口一看，果然是孔德祉，后面跟着茅盾。
“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之华一边对房东太太解释，一边把茅盾夫妇引进了屋，正在写作的瞿秋白早已迫不及待地站到门口。他和茅盾是很好的朋友，早在1923年在上海的时候就做过邻居，两家小孩也经常在一起玩耍，大革命时期在武汉，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瞿秋白在党内分管宣传工作，两人常常一起商量怎样利用报纸做宣传。
而茅盾此时见到的瞿秋白却已完全不同于往昔。1930年9月，几经沉浮，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主持完三中全会，蛮以为可以松弛一下神经了，却不料收到一封寄自共产国际的来信，不仅提出立三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也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随即，在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坚持下，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四中全会，根据米夫提名，王明不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且连跃两个台阶，直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后被杀，王明顺理成章代理了党的总书记，自认为曾遭瞿秋白打击的王明马上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报复，除开除政治局委员外，经济上也不放过，减发了瞿秋白的生活费，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给十几元钱，当时上海工人每月的中等收入都在二三十元，十几元钱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秋白和之华夫妇只能搬到上海大西路一个小市民区居住，这里邻里之间市侩气很重，有一次，之华在屋外洗衣服，听到房东太太指桑骂槐不停地唠叨，感到很窝火，又不好发作，回到屋里委屈地对秋白说：“我在这里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了。”
那是瞿秋白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每天躺在床上，与其说思考着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更真实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失望和痛苦难以排解，孤独寂寞伴随着肺病阵阵袭来，仿佛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长期欲罢不能的疲劳使被罢官的瞿秋白反而感到了一种“甜蜜的”休息。政治生命结束，正可以就此回到“自己的家”——离开了整整十年的俄国文学研究，他甚至幻想到随便哪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课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小说、诗词、歌曲之类，做一个逍遥的文艺青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一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研究一下文艺不好吗，让别人去做“王者之师”，去做“诸葛亮”吧。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潜伏着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市侩意识都借着失意和病痛突突冒了出来，暗暗地诅咒自己“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说简单些，就是“读书的高等游民”。这样反复的自我折磨直到天亮，被之华叫起下床吃饭，淡淡的光线照进房间，方觉有些力气和希望。
为了安全也是生活所迫，一向西装革履的秋白改穿起长袍，头发也剪短了，一扫斯文潇洒的知识分子形象，完全融入小市民堆里，并且把名字也改为林复。
这就是茅盾此刻见到的瞿秋白，两个文人别后重逢，不觉有些伤感，但听说茅盾正在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瞿秋白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兴奋起来：“快把全书情节讲给我听听。”
“说来话长，还是等下次我来，把前四章的草稿和各章大纲带给你看吧”，茅盾笑着说。
茅盾创作的这部作品，正是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子夜》，过了两天。茅盾果真带着《子夜》前四章手稿和夫人再一次来到瞿秋白家中，瞿秋白拿起手稿专心地看了起来。他身上的另一种革命精神又回来了。
“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不合理，这样写，是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还有农民暴动这一章，也可以改得更真实。”
“好的，这些建议很好，我回去再修改。”茅盾答应着。
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之华已做晚饭。
吃过饭，两人兴致勃勃，正准备继续聊下去，一个人急冲冲闯进来，将一封信交给瞿秋白后，便匆匆离去。
秋白打开信一看，上面写着：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
“到我家去吧，那里安全。”茅盾说。
秋白和之华夫妇来不及收拾，便跟着茅盾夫妇去他们连生里的家。茅盾家在愚园路东头，穿过庆云里，支弄才是连生里，且都有东西南北四向，弄套弄，十分隐蔽，夜色中东拐西弯，不是熟人带着，一时三刻怕很难找到。茅盾家在一幢石库门的三楼，带一过街楼共三间。
“王先生，介是吾呃两个亲眷，到上海来看毛病，来各嗒住两天，毛病看好就回去。”为了不引起怀疑，茅盾对房东说。
茅盾把东厢房的床让给了秋白夫妇，叫孩子睡在地板上。凑合过了一夜，之华觉得两家人挤在一起不太方便，第二天便住到了她亲戚家去了。
秋白仍留在茅盾家住了大约半个月，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谈《子夜》。
“吴荪甫不应该坐福特牌小汽车。”瞿秋白细心地指出。
“上海市面上不是盛行福特汽车吗？”茅盾说。
“但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为了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应该坐更高级的小轿车。”
“有道理，那就改成雪铁龙吧。”
“还有，结尾吴荪甫和赵伯韬两大集团握手言和，我觉得还是改成吴赵两家一胜一败好，这样不仅可以使情节波澜起伏，而且能突出表现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最后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修改意见。
“好好，非常好！”
两人相视而笑。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写下被许多人认为有辱气节的《多余的话》后不久，正提笔录下一首集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执法令达，遂又绝笔疾书：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书毕掷笔，整衣上路，一路上用中俄文唱着《国际歌》并高呼口号，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罗汉岭下一凉亭，说完“此地很好”后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的最后时光，心态复杂，出世与入世、党性与人性、布尔塞维克与文人情怀交织，其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人性丰富性的体现，绝不能用单一维度来解读，而难能可贵的是不掩“真诚”两字。
陈旭麓先生在《我对瞿秋白的认识》中说：瞿秋白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是英勇牺牲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多余的话》确是多余的，不太健康。他在临终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但从他临刑前的照片来看，他是完全平静从容的，没有一丝恐惧。中国古语说慷慨就义，这固然可取，然而从容就义比慷慨就义有更深更含蓄的意味。当然，《多余的话》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是多余的，反映了瞿秋自身上的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是文人积习的表露，但作为历史来说并不多余。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人世间的伤痕，消灭剥削压迫走向大同，但在消灭伤痕的过程中，免不了会留下一些伤痕。在历史的前进中，在消灭伤痕的过程中，伤痕、错误是免不了的。
（原文刊登于《静·安》2025愚园路专刊）
责任编辑：程庸
作者简介
砥石斋主人，本名徐锦江，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化》杂志社社长、社科院“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历任《申江服务导报》主编、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已出版愚园路相关著作四本，《愚园路传》待出。另著有《上海城记》《流言研究》《陆俨少词典》等。
信息来源：静安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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